材料   近代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1856年完成的专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要好些……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未被消除的那些流弊，于是人们情绪更加激烈。”

——摘编自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依据材料并结合世界近代史的相关史实，围绕“近代改革与革命”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一   英国“光荣革命”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设计。它在一个长期专制统治的国家找到了一个摆脱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能有效地控制“控制者”的办法。

——摘编自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

材料二   十月革命是列宁主义指导下的一场震撼世界的理想探索。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取代了人类历史数千年来旧有的上层建筑，第一次作为统治阶级掌握了国家权力。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成了实践，让这一理论不再停留于小部分人的思想武器，而是成为更广泛人群的现实力量。

——摘编自星岛环球网《十月革命的现代启示录》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光荣革命”创造了怎样的政治制度？这个政治制度如何有效控制“控制者”？

材料一   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其后积弊日甚，其势不得不变。于是先从在下者（平民）起……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最高统治者仍由王族世袭）也。

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天下之变局，至是始定。

——赵翼《廿二史札记》

材料二   （明朝）大学士叶向高，言：“我朝阁臣，只备论思顾问之职，原非宰相。中有一二权势稍重者，皆上窃君上之威灵，下侵六曹之执掌，终以取祸。臣备员六年，百凡皆奉圣断毫不敢欺负。部务尽听主者毫不敢与闻。

——《明神宗实录》

材料三   光荣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国王仍能独立行使行政权。……此时的君主立宪政体仍显粗糙。（汉诺威王朝）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来自德意志，不谙英国事务，很少出席内阁会议。时间一长，国王不出席内阁会议便也成了惯例。而且从1714年之后，……事实上放弃了对行政权的控制。这样内阁会议先就大事作出决定，然后提交国王认可。如此，一个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政府形成了。

——《历史教学研究与资源》

材料四   观察下面三幅图

材料一   在16世纪—20世纪初的世界近代史历程中，现代化经验大多来自西方，西方化也由此被塑造成人类现代化的代名词，然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这种神话正在被打破，人们正在更加全面地认识西方现代化。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固然有其共同特征，同时西方国家内部的现代化进程也存在较大差异。尽管现代化始于西方，但现代化道路绝非西方“专利”。西方现代化建立在对非西方的掠夺和控制基础上，其历史黑暗面永远难以抹去。从原始积累时期通过圈地运动剥削农民，到机器大工业时代剥削工人；从寻找新大陆、建立贸易据点，到大规模殖民、建立跨洋帝国，西方现代化展现出恃强凌弱、泯灭人性的掠夺本质。

——摘编自戴维来《世界现代化道路绝非独尊西方》

材料二   20世纪60年代，虽然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是依附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单一外向型经济并未随着独立而从根本上改善。中心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的速度快、程度高，而边缘地区资本积累的速度慢、程度低，这意味着，非洲的发展是建立在剥削自己之上的。宗主国控制着原材料价格，通过压低价格、转嫁危机使得非洲只能处于被剥削的依附状况。1974—1975年和1979—1982年，西方国家两次遭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西方国家在国际市场蓄意压低农矿产品价格，制造关税壁垒，限制非洲产品进入西方市场。1972年非洲用38吨剑麻或7吨棉花可换回一辆卡车，1980年用138吨剑麻或28吨棉花才可换回一辆卡车。独立后这种单一的外向型经济不仅没改善还被不断强化，与此同时非洲进一步贫困化。

——据马汉智等《非洲社会主义运动与当代非洲的道路选择》

材料一   在罗马社会，只有罗马公民享有充分的权利，非公民不是合法的财产所有者或继承人，不能参与国家事务，这就是古罗马公民权的价值。随着罗马不断扩张，共和政府在公民权问题上，逐步“超越了希腊人创造的城邦狭隘性的政治框架和希腊人意识的局限性”。罗马公民权利逐步扩展，对内扩展到城邦内的平民和部分奴隶，对外扩展到被征服的拉丁人、意大利同盟者和部分行省居民。对这些人而言，被授予公民权，不仅仅意味着身份的改变，最根本的是激发了他们内心对罗马社会政治文化的认同，当他们自称“罗马人”的时候，罗马的征服真正胜利了。

——摘编自王振霞、田德全《罗马共和国时代公民权扩展的原因》

材料二   “光荣革命”后，由于有关财产资格的规定，英国有选举权的人仅占成年人总数的5%左右，其中绝大多数人是贵族。国会选区是按照一定数额的不动产所有者的分布状况划分的，但因18世纪中后期经济的发展，人口分布已发生极大的变化，而议会下院议席的分配仍沿用旧例，工业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他们迅速膨胀的经济实力不相称。1832年，英国议会对选区的划分和各选区议席的分配做了较大的改革。在当时的656个选区中，有86个选区的全部或部分议席被取消，这些议席被分配给新兴城市。改革还扩大了选举权范围，除原有选民外，农村还纳入了年收入10镑及以上的农民，城镇选区中值10镑及以上的房产持有者也得到选举权。这次改革增加了选民人数，“开始了贵族政治瓦解的进程，为英国现代民主制确立了方向”。

——摘编自杨百揆《英国的选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