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①—⑦表示处理此事的先后步骤）

材料  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

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

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的后影，渐渐地在变质。

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

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扩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

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一项目，我们若不深切认识到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我们很难孤立抽出其政治一项目来讨论其意义与效用。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据材料指出尚书省的发展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这一变化作出合理解释。

材料一：秦统一中国后，就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

至此，上至帝号、皇帝活动、王侯官员，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更加简洁的、能够更好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平缺制度、贴黄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唐六典》中规定：“今册书用简，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救用黄麻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纸，其敕书颁下诸州用绢”“中书合人学侍奉进奏，参议表章……既下，则署而行之”“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任何诸如随意改动、漏发错发、弄虚作假、盗用泄密等行为，皆会依据法典被施以惩戒。

——摘编《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范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材料二：朱批奏折缴回之举肇始于清康熙朝，制度确立于雍正朝，乾隆朝又有新的补充发展，虽朱批“览”“朕安”一二字者亦需缴回，由此逐步形成了严格的朱批奏折缴回制度，并为以后所承继。清廷最初规定臣僚所存朱批奏折于下次上奏时趁便奏缴，其后改为按年呈缴，清末又改为年终交由军机处汇缴。朱批奏折需连同奏匣、奏夹、封套一并缴回，在京官员赴衙门，在外官员则赴该省督抚处呈缴，休致或降革官员则呈明该省督抚、该旗都统代缴。臣僚所存朱批奏折不得隐匿存留，违者严加惩处。

——摘编自项旋《皇权政治与信息控制—清代朱批奏折缴回制度考论》

 材料一 秦统一中国后，就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至此，上至帝号、皇帝活动、王侯官员，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更加简洁的、能够更好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平缺制度、贴黄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唐六典》中规定：“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任何诸如随意改动、漏发错发、弄虚作假、盗用泄密等行为，皆会依据法典被施以惩戒。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范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材料二 宋太祖即位后，革除前朝之弊，“中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并采取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等多项措施，“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宋太宗时，节度使掌控的支郡也被收回，从此“无复领支郡者”。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 国家是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是社会发展到“复杂化”阶段以后才产生的。有的国家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原创的国家可叫做原生国家；有的国家是学习模仿别的国家建立的，可叫做次生国家；有的国家是在旧的国家被摧毁后重新建立的，可叫做再生国家。综观中华大地，无论是华夏汉民族的原生国家、少数民族的次生国家，还是各种类型的再生国家，其形成与发展过程，既与古代希腊罗马不同，也与欧洲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后形成的民族国家不同，而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受到后代史家称颂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天下大治的盛世，都是因为国家得到有效的管理而出现的，否则就难以维持下去。例如，秦朝、王莽的新朝、西晋、隋朝都是大一统的帝国，然而却都国祚短暂。刘邦、刘秀、李渊、朱元璋和朱棣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正义，也不是因为他们顺天应命，更不是因为他们服从了历史规律或适应了历史潮流，而是因为他们不仅能够在战略和战术上战胜竞争对手，并且能够有效地管理社会。

——摘编自叶文宪《中华古代国家创生演进的独特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