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材料一   在东罗马文化发展过程中，君士坦丁堡无论从整体规划、具体建筑样式，还是内外装修、建筑材料都模仿古代建筑，使人很容易联想起古代名城雅典和罗马。东罗马人对古罗马文化的继承中清除了古罗马帝国中央集权制度中保留的民主形式，发展出东罗马帝国君主专制官僚制度。在神学上利用东正教强化皇权统治和扩大东罗马帝国的影响，形成了保持至今的东正教世界。教会设立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学校，事实上，教会文化不可能涉及知识的所有领域，如帝国各级官吏都要求接受相应的专业培训和比较系统的教育。由于受到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冲击，西欧出现了向东地中海移民的运动，学者之间的往来、图书文献的交流也有助于东罗马文化的西传。兴起于西亚的阿拉伯人在文化上一度模仿先进的东罗马文化，哈里发国家的许多君主聘请东罗马学者前往阿拉伯国家讲学。

——摘编自王令云《试论东罗马帝国文化的特征》

材料二

——摘编自张在靓《从国际宪章视角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发展》

材料一   古罗马道德立法萌芽于公元前5世纪，这一时期的道德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贵族与上层平民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共和中后期和帝制时期，道德立法高度发展，独裁者利用它来作为集中权力手段。在道德立法的不断推进中，法律人格平等的意识不断深入，居官守法、同罪同罚等原则得到较好地贯彻。此外，它还强调精英阶层的道德示范作用，在惩罚上多以经济处罚、限制政治能力和流放为主，罕见肉刑和死刑等重刑。虽然抑奢法律仅关注餐桌奢侈，这意味其它炫耀性消费成为合法的奢侈品，但其所蕴含的价值指向承载起传递统治者意识形态的作用。

——摘编自李伟芳《古罗马共和向帝制转变时期道德立法研究》

材料二   早期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处于罗马帝国转型与变革阶段，基督教思想不断融入帝国社会，开启了基督教观念和罗马法制传统相结合的新时期。740年颁布的《法律选编》以基督教法典的模式成文，成为早期拜占庭法律基督教化过程中的重要案例，为后世立法奠定了基础。早期拜占庭法律基督教化的生成逻辑与“古代晚期”帝国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

——李继荣、徐家玲《早期拜占庭法律基督教化的路径与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