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景时期最大的货币供应商是东部的吴王刘濞和西部的邓通。汉武帝宣布凡是私自盗铸金钱者，一律死罪。前118年，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五铢钱”。自此五铢钱成为质量稳定的钱币，一直流通七百余年。前98年……官府向酒坊支付加工费用后直接掌控，统一销售。自此，民间不得私自酿造酒。铸铁柔化处理技术和炼钢技术，在官营冶铁后却得到了迅速推广，工艺也更为成熟。《汉书》记载，匈奴与汉军作战，需要用五个人才能抵挡一名汉军士兵，主要的原因正是匈奴在铁制兵器上的技术落后。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无往不利，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摘编自魏艾《国有专营制度：汉武帝文治武功的经济保障》

材料二   唐初租庸调制在北魏均田令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优点在于，将财政征收落实在有承担能力的“丁”基础上，男子不服徭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役，保证农民有充分的生产时间，政府的赋税收入也有了保障：但缺点在于“丁”承担财政征收的能力依赖于均田制所授予的田地。在均田制崩坏、庄园制盛行以及租佃、雇佣关系普遍化的情形下，能够承担财政义务的基础只能着落在土地和家庭资产上。地税和户税因此得以进一步发展，并在两税法改革中得到全面推广。

——摘编自刘守刚《财政中国三千年》

材料一

材料二   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开始，中央在每州派部刺史一人，无固定治所，每年八月巡视、考察吏治，主一州之监察。刺史秩六百石，地位较低，但可监察二千石的郡守和王国相等高官。

——据崔向东《论西汉刺史制度的产生及对郡国的监察》

材料一   秦汉政治军事一统天下的历史，质言之也是农业地域性拓进的过程。秦汉帝国以农战并天下，重农而富强，农业为国家立存发展的脊柱。如秦始皇在琅琊石刻中提到：“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汉立国后，天下疲敝，汉政府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颁布“复故爵田宅”令，大力扶植农业经济；汉惠帝时，“减田租，复十五税一”；汉文帝时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汉武帝继承了秦始皇未完成的伟业，领导帝国继续开疆拓土，经过数十年连绵不断的对外战争，终于“达到了其移民所能生存的生态地理极限，以及帝国行政力量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极限”。秦汉帝国不仅在中央设置专门的农业官职和管理机构，在地方又置大量农官行政系统，负责劝课农桑、指导农耕、推广技术、凿灌溉渠、治理水患等。各级官吏也有权对农业生产进行监督和管理，在制度上保障了农业功能得到全面实现。

材料二   汉继秦而兴，再次一统全国，经数代潜心经营，国家逐渐走向强大。汉武帝刘彻登基后，兴文教，昌武功，一个立国于中原，以汉族为统治集团核心力量，以“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为统治范围的帝国统治模式也随之确立。秦汉“大一统”局面在形成过程中孕育出强劲的中央集权体制，为农业开发和经营边略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早在夏商周就已萌芽的重农思想不断发展，衍生出的理论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同时又受社会、经济、地理、科技、交通等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农业的“多功能性”得到政权的承认与强化，维持了帝国各个系统的正常运行。

——摘编自胡岩涛徐卫民《“大一统”视域下的秦汉帝国西北农业开发》

①改革币制   ②盐铁官营   ③“废井田，开阡陌”   ④向工商业者征收财产税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渊源。原始社会晚期即有监督和谏议活动。秦设御史大夫一职，监察丞相与百官。汉代中央设相对独立的监察机构御史台和司隶校尉，地方设置刺史、郡守等官职。还颁布了专门的监察法规《监御史九条》和《刺史六条》，明确规定了监御史和刺史的职责。唐代监察机关已成为独立的系统。监察法涵盖范围广内容多，在行政、司法、经济等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重耳目之寄，严纪纲之任”是明清主要的监察思想，监察官充分发挥“天子耳目之司”的作用，为中央的决策提供依据。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对监察官的个人素质十分重视，监察官必须“先正其身，始可行事。当须举直措枉，不避亲仇。纠匿绳违，务从公正”。

——摘编自魏然《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建立及其历史借鉴》

材料二   1931年5月，中国共产党率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立工农监察委员会和工农监察院。其职责是“专一来和一切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腐化倾向作斗争的……公布给工农大众知道，同时拟定惩戒办法，交政府采取执行。”同年7月，颁布了《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条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形成了以工农检察委员会为主，同时又包括控告局、突击队、工农通讯员等在内的监察体系，建立起具有苏区革命实践特色的行政监察制度。

——摘编自舒绍福、李婷《从党内监察到国家监察：建党以来监察制度变迁》

材料一   汉武帝为了使国家金融要脉由中央政府控制，将郡国铸币改为中央政府铸币，发行五铢钱，并将五铢钱作为全国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实现了货币的统一；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设官，实行统一销售和生产，增加了国家收入；在各郡国设立均输官，主要负责运输贡纳物品；推行平准制度，平抑市场物价……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影响农业经济的稳定，带来较多的社会问题，如小农背本（更换职业）、豪强商贾崛起和土地兼并等；各诸侯国势力的不断增强，引发了反叛中央的战乱；匈奴对中原的不断侵袭致使汉武帝必须动用武力击退匈奴，而战争产生了较多的军事费用；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严重影响到社会安定，汉武帝必须不惜一切财力救灾治险。

——摘编自张伟《汉武帝实施新经济政策因素分析》

材料二   北宋统一中原后，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交通运输工具和条件改善的基础上，商品经济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农村地区草市的勃兴，地区间贩运贸易的活跃，海外贸易的兴盛以及货币关系的空前发展，使宋代成为继秦汉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开始过分追求精神方面的享受，从而导致社会风气出现变化，人们不论家庭条件好坏，均追求奢侈、铺张的生活，极尽享乐之能事。

——摘编自王丽丽《宋代社会的奢靡之风》

材料一   文景时期最大的货币供应商是东部的吴王刘濞和西部的邓通。汉武帝宣布凡是私自盗铸金钱者，一律死罪。前118年，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五铢钱”。自此五铢钱成为质量稳定的钱币，一直流通七百余年。前98年……官府向酒坊支付加工费用后直接掌控，统一销售。自此，民间不得私自酿造酒。铸铁柔化处理技术和炼钢技术，在官营冶铁后却得到了迅速推广，工艺也更为成熟。《汉书》记载，匈奴与汉军作战，需要用五个人才能抵挡一名汉军士兵，主要的原因正是匈奴在铁制兵器上的技术落后。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无往不利，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摘编自魏艾《国有专营制度：汉武帝文治武功的经济保障》

材料二   唐初租庸调制在北魏均田令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优点在于，将财政征收落实在有承担能力的“丁”基础上，男子不服徭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役，保证农民有充分的生产时间，政府的赋税收入也有了保障：但缺点在于“丁”承担财政征收的能力依赖于均田制所授予的田地。在均田制崩坏、庄园制盛行以及租佃、雇佣关系普遍化的情形下，能够承担财政义务的基础只能着落在土地和家庭资产上。地税和户税因此得以进一步发展，并在两税法改革中得到全面推广。

——摘编自刘守刚《财政中国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