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罗很早就与唐朝为宗藩关系,在与唐的交往中采取的完全是一种“事唐”姿态。同时,新罗向唐朝派遣大量的留学生,据严耕望先生的考证:“自太宗贞观十四年新罗始遗派留学生起至五代中叶三百年间,新罗所派遣之留唐学生,最保守之估计当有两千人。”唐代的外国留学生一般被安排在长安的国子监学习,其学习生活费用由唐朝政府负责,“买书银货则本国支给”。新罗的留学生在回国后多有作为,为传播唐文化做出巨大贡献。
——整理自耿虎《新罗、日本遗居留学比较研究》
材料二 17世纪,传入中国的主要是西洋火炮,特别是“红毛夷”荷兰人带来的火炮“红夷炮”。在此阶段,明朝朝廷和广东、福建地方当局都主动寻求西欧新式火器样品,并积极引进通晓创造火炮技术的西洋人士,让他们参加和指导西洋新式火炮的制造。此外,这种新式火炮具有较高的技术要求,需要数理知识、实验和理论的指导,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编译火器论著的高潮。这种大规模、高层次的技术引进,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摘编自李伯重《火枪与账簿》
材料三 正是通过“新政”,从传统的小农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的迹象才真正出现。经济自由政策的颁发,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现代化的陆军体制、教育体制与现代人才培养也开始落地;还有现代法律体系与司法制度已开始成形。……另外,从1905年开始,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者被迫将逃亡海外的政治犯梁启超于1901年所设计的预备立宪方案捡起来,逐渐予以尝试。
——摘自郭世佑《帝亥革命与“清末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