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的拉丁美洲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工农结合的香蕉种植园和现代采矿区,都普遍采用机械化生产,这些技术深远地改变了巴拿马和拉美民众的生活方式。1821年,摆脱了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巴拿马人已经开始参与共和制下的政治选举,不同肤色的公民均享受法律上的平等,这完全是对美国种族歧视的一种挑战。
——摘编自拉索《被抹去的历史——巴拿马运河无人诉讼的故事》
材料二 拉丁美洲国家延续并放大了殖民时期社会结构的断裂,社会普遍存在上层权贵集团与底层民众巨大的两极分化,中间阶层人数较少且能力羸弱。在发展与公平之间无法平衡,使得政府的政策选择处于“钟摆”似的周期性变动之中,最终导致政府的频繁更替与政局的动荡。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多个拉美国家年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近半个世纪之后,阿根廷、乌拉圭、墨西哥、巴西等国家依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成为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
——摘编自刘持全《拉茨陷阱初探》
材料三 东亚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市场经济+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模式,依靠“看得见的手”加速实现现代化,有人形容为“孔子+斯密”。东方儒家文化有利于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出现了“经济爱国主义”盛行的局面。东亚地区几乎无一例外地重视人的因素要大于重视物的因素,视教育为民族经济发展的“立国之术”。人才的涌现弥补了发展的后发劣势。种种因素的合力使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迈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摘编自刘燕《东亚现代化发展的因素分析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