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36郡，加上内史一一首都周国特区，一共是37个的郡级行政区。后来郡数有所增加…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国总数增至103，共统辖1587个县级政区，平均每个郡国的管理幅度为15个县，也算适宜。但对中央政府而言，直接管理100多个郡，幅度确实太大了。

——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材料二   581年隋朝建立，再次南北统一。政治上结束分裂的同时，针对南北朝留下的“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人少官多，十羊九牧”的现象，隋文帝决定“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去掉郡一级建置，将行政区层级恢复到两级制，以求“国家则不亏粟帛，选用则易得贤才”。隋祚不长，618年唐王朝建立，承隋制，设立州县两级行政区。

——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材料三   在地方管理方面，（北宋）初设诸路转运使监管地方财政，兼及行政监察，号为“监司”但以后又增设多种名目的路级监司，提点刑狱司主管司法，提举常平司主管仓储，安抚使司主管军事、治安，合称“四监司”。他们互不统属，路之辖境划分不尽相同，或虽相同而治所未必一地。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四   （明）废行中书省后的三司体制使省一级行政、司法、军事三个系统各自独立，难以形成与中央抗衡的力量。但同时地方的稳定是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表的。地方上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权威，遇事各个系统之间难以协调，容易造成互相推诿，拖延不决。这是废行省制后明代省制的一大缺陷。

——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一

荆襄山区位于湖北、四川、陕西交界处，那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明初，荆襄山区人口稀少，明政府遂简化当地治理体系，将州降为县，又将县进行合并。同时实施封禁，除流放的罪犯外，严禁外地移民进入，"若强占官民山场、金银厂，铁冶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然而，到了成化年间却是流民“入山就食，势不可止”，总数达150万之多，还酿成了多次流民暴动。明政府出兵镇压，“死者枕藉山谷”。

材料二

成化年间，明政府在荆襄山区设置了郧阳府，下辖六县，并置湖广行都司，增兵设防。同时，清查流民户口，对于居住时间较久且有田产者，允许附籍贯当地。郧阳设府后，附籍人口达43万，垦田14000多顷，不仅“产稻颇佳”，茶叶、药材的种植也相当广泛。部分官员还在当地设置书院，“流人亦遣子孙读书，风俗为之一变”。到了万历年间，郧阳府已经成为三省交界处的商业都会和文化中心。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郑鹏、陈光金《禁山后国家缘何上山：明代荆襄流民的治理史》

材料：元代的法制紊乱和元末战乱给明朝留下了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朱元璋只有启用法律这个工具，以稳定初来乍得的江山。明以前的《唐律》等法典的体例以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等为篇名，《大明律》则分为名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七篇。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明代的君臣们着手制定了许多经济法规。诸法合体是中华法系的典型特点之一，但《大明律》显然不拘泥于此。其《名例律》相当于现代法典的“总则”；《吏律》相当于现代的人事管理及职务犯罪法律；《户律》相当于民法及经济法；《兵律》属专门的军事法律；《刑律》明显是一部完整的刑法，其中“诉讼”已具有现代诉讼法的雏形。

——摘编自徐晓庄《〈大明律〉之特点琐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