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对现实的考量和正义的坚持，中国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道反对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的领导人把握时代大势，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加强与亚非拉国家的接触，致力于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根据国内国际重大变化对中国外交进行了战略性调整，确立了“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提出建立联合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坚持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强调亚太地区更加积极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摘编自于小惠《浅析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的理论内涵》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现代中国外交”为主题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自拟标题，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余年来的外交话语经历了革命式、参与式以及引领式外交话语的动态演变过程。不同阶段的外交话语的形成系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革命式外交话语主要是由巩固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政权、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等内外因塑造的；参与式外交话语主要是由实行改革开放以加速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等内外因塑造的；引领式外交话语主要是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世界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交局等内外因塑造的。

——摘编自李博一《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外交话语：转型与重构》

根据材料，结合史实，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种外交话语中任选其一，自拟题目，写一篇历史小论文。（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史实充分，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 1949年至1971年。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与部分建交国家进行动物交流。1957年开始，作为国礼，大熊猫被先后赠予苏联、朝鲜。1958年，美国民间机构委托奥地利商人用一批非洲动物与中国交换大熊猫，美国政府拒绝大熊猫入境，称之为“Communist panda”（共产主义熊猫）1972年至1992年。1972年以后，我国政府先后向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墨西哥、西班牙和联邦德国赠送大熊猫。大熊猫展示出了惊人的魅力，成为最受欢迎的形象。西方主流媒体出现“Panda diplomacy”（熊猫外交）一词，并多以rare（珍稀）、cuddly（可爱）、good-will（好运）形容熊猫，称其为中国人民的友好大使。1992年至今。1992年以来，大熊猫逐渐成为更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形象。媒体及文化产品中大量出现熊猫形象：我国影片中大熊猫形象更突出勇敢、坚强、无私无畏等民族精神；好莱坞《功夫熊猫》系列则承载个人奋斗、个人英雄主义等“美国梦”典型元素；“iPanda熊猫频道”直播平台在全世界拥有大量粉丝。大熊猫更成为了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2018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原型

——整理自赵丽君、郑保卫《国家形象视角的“熊猫外交”研究》等

根据材料，结合新中国外交史相关知识，围绕“熊猫外交”，自拟论题，并运用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严谨，表述成文。）

材料一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其立足点是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中心大国的定位。……自汉以来，凡来朝贡者，中国王朝都盛情相待，大量回馈。汉武帝曾专门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让他们陪同出游各地。清王朝为接待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全部费用耗费白银八十五万两左右。为了让英国“贡使”看到中国“民物康阜，景象恬熙”而“知感知畏”，乾隆还安排马嘎尔尼一行由内陆至广州，也是沿途款待，劳民伤财。中国使臣之外行，则是多携礼物，大量赠送。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即率随员三百人，带牛羊万头以及大批的绢帛、钱币、价值“数千巨万”；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带有大量的绢帛、瓷器、茶叶以及金银钱币。每到一地，都是大加赠送，动员当地首领到中土朝贡。

——摘编自齐涛《朝贡外交与朝贡贸易》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伊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三大外交政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内容的一系列外交理念、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经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初步打开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为新中国第一个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建构了一个战略大后方和支撑点；抵御和破解了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军事干涉和战争威胁。通过抗美援朝、抗法援越以及在我国东南沿海的解放战争，赢得了朝鲜停战、印度支那和平和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胜利，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周边和平环境。通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两个重要的国际舞台，树立了新中国“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国际形象。

——摘编自齐鹏飞《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外交》

材料   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并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时任外交部长陈毅（1958—1972年在任）曾指出：“灵活运用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两种形式，特别是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创举。”新中国领导人对民间外交一贯非常重视，并且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紧扣世界形势的变化，适时地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民间外交思想。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了人民外交、“以民促官”思想，邓小平提出民间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21世纪以来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开展人文外交、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均与时俱进地指导了民间外交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摘编自苏淑民《新中国民间外交发展的三个阶段》

材料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中苏两国结成了军事政治同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益。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中苏两国从盟友走向对抗的同时，中美双方彼此缓和了敌对关系，中日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许多西方国家相继与新中国建交。

1978年，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20多次率团出访，到达50多个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同年，邓小平先后四次出访了日本等8个西方国家。

1980年4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期后不再延长，中国开始奉行不结盟外交。

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我们改变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摘编自左凤荣《新中国外交70年的历史性成就与基本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