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乡里制度、上计制       ②州县二级制、政事堂

③小行人、“铸刑书”   ④四夷馆、户帖制度

材料

根据材料，围绕“中国古代基层组织与社会治理”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 温铁军认为，古代社会自郡县制以来，政权只设到县一级，社会基层长期维持“乡绅自治”。秦晖进一步将这种治理格局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中国传统基层自治的存续，得益于既是社会经济单位、又是政治责任单位的家户制度和儒家意识形态的教化。

随着中国步入现代社会，现代性的侵蚀导致传统基层宗族社会受到严重冲击，近代以来中国不断探索与现代性相适应的基层治理制度。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进一步对当前基层社会自治水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摘编自任杰、郁建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等

从材料中提取关于中国基层治理的一个论题，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  中国古代社会注重运用多样的治理策略——道德教化、科举引导、榜样激励、乡贤治理及宗族家训族法和乡规民约的规范，以实现淳风化俗，民德归厚的治理目标。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策略是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即以德治为主，礼法兼用。“士绅阶层”成为基层社会的治理力量，在经济上，他们带领乡邻搞地方建设，既是倡导者，又是组织者，还是监督者。在礼法上，制定或修订地方的乡规民约，是乡邻私怨和纠纷的仲裁者；还是违德败俗行为的判决人。中国古代社会基层治理策略于当今的基层社会治理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摘编自《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策略及目标探析》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自拟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一   为了“保持地方主权，免致外人借口扩界”，1905年，李平书、叶佳棠、莫锡纶等商董集议，“自动整顿地方，以立自治基础”，提出创设上海总工程局，得到苏松太道袁树勋的支持。同年8月，袁树勋正式照会商董，表示“欲求改良之策，莫如地方之人，兴地方之利，即以地方之款，行地方之政，有休戚相关之谊，无上下隔阂之虞，众志所成，收效自易。……本道极愿赞成……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均归地方绅商公举，董事承办”。

——摘编自朱英《戊戌至辛亥地方自治的发展——湖南保卫局与上海总工程局之比较》

材料二   江西大湖坪古村共有2000多户1.1万余人。2013年以来，大湖坪乡党委、政府积极推行“三老”（村内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等）理事会管理模式。之后，“三老”理事会成员就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框架下，按照“民事民办、民事民治”的原则开展工作，先后参与调解各类矛盾纠纷700余件，调解成功率98%，调解协议履行率100%，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摘编自徐艳红《“三治融合”绘就江西乡村基层治理新篇章》

材料   （诸县令）所管之户，量其资产，类其强弱，定为九等。其户皆三年一定，以入籍帐。若五九（谓十九、四十九、五十九、七十九、八十九）、三疾（谓残疾、废疾、笃疾）及中、丁多少，贫富强弱，虫霜旱涝，年收耗实，过貌形状及差科簿，皆亲自注定，务均齐焉。若应收授之田，皆起十月，里正勘造簿历；十一月，县令亲自给授，十二月内毕。至于课役之先后，诉讼之曲直，必尽其情理。每岁季冬之月，行乡饮酒之礼，六十已上坐堂上，五十已下立侍于堂下，使人知尊卑长幼之节。

——摘自《唐六典》

材料一   创制于北宋熙宁年间的《吕氏乡约》，作为乡民自行设计的一个自组性和自治性的道德规范体系，主要是运用社会教化的方式来化解乡民矛盾，实现整合乡村秩序之目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是它的基本宗旨。

——摘编自杨亮军《明代多约与国家权力的整合及其历史影响》

材料二   17世纪社会公众人口的增加为社会救济带来了困难。明清政府为确保社会保障的支出，通过税收增加财政收入，此外还多渠道扩大资金来源，如民间劝募、买田收租等形式。明清政府在立法上支持农民社会保障事业，鼓励民间和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到社会保障事业中。明清统治者受儒家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影响颇大，提倡“以德治人”“人治”和“教化”。

——摘编自王冲《近代中英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变特点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