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从西方国家文官的历史发展来看，文官大体经过了四个阶段的演进，其价值观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如下表。

——据严世雄《西方国家公务员价值观的历史演进》整理

根据表格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西方的文官制度”自拟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严密，史实准确）

材料   从西方国家文官的历史发展来看，文官大体经过了四个阶段的演进，其价值观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如下表。

——据严世雄《西方国家公务员价值观的历史演进》整理

根据表格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西方的文官制度”自拟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严密，史实准确）

材料一   英国财政大臣罗金厄姆为了扩大内阁的权力，于1782年推动议会通过《文官定员法案》等法案，限制国王恩赐官职的权力，把任命文官的权力从国王之手转入到内阁各部门负责人的手中。1805年，财政部还首先设立了常务次官，常务次官不随执政党的更替而更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此次改革是英国的第一次文官制度改革，涉及职业道德操守、专业化、任用制度等方面，其首要意义在于将文官及整个文官体系完全纳入了议会的领导之下。

——摘编自肖俊《渐进的制度文明：英国文官制度的历史与贡献》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要求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从政治上促进本国经济发展。1855年，在议会专门委员会作出的调查报告基础上，英国颁布文官制度改革命，将国王、少数政治寡头和高级文官的恩赐官职特权转交到文官委员会，真正的开始采用考试录用的办法选拔任用文官。1870年，政府继续颁布改革法令，规定多数重要文官职位必须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文官晋升依政绩而定。英国文官制度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原则通过上述两道法令确定下来，从而标志着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摘编自阎照祥著《英国政治制度史》

（1）据材料一，概括英国第一次文官制度改革的主要成就，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推动此次改革的政治因素。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中期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3）据材料一、二，简述近代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对现代国家治理的启示。

材料一   英国近代文官制度是借鉴中国古代文官考选制度并将其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北洋时期的文官制度则在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经验。1870年，英国格莱斯顿委员会颁布的文官改革法令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的制度。这改变了过去贵族垄断官职的特权，杜绝了营私舞弊的现象，文官的录用必须依法办事，出身和靠山不再成为当官的唯一条件，个人的才能和勤奋程度成为文官录用的重要因素。北洋政府时期，一方面推行考试制度作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方式，同时又实行特擢、任命、甄别甄用等传统的封建用人方式。这虽然满足了民国初年各地对行政人才的大量需求，其政权的封建性同样渗透到文官制度中，造成官场上任人唯亲的公开化、合法化。

——摘编自王菲《北洋时期中英文官制度辨异》

材料二   我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在干部人事管理方面形成了许多好的经验与做法。例如党管干部的原则、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但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行政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它要求我们改革原来不合时宜的干部人事制度，加快推行公务员制度。……当然，公务员制度毕竟是要同一个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我国所推行的公务员制度，一定要适合中国国情，要具有中国特色，同时也要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制度中科学管理的方法和原则，如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等。

——摘编自李如海主编《公务员制度》

材料一 清初的社会治理重视根据理学宗旨整饬基层教化，强调敦厉风俗对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然而，进入雍乾时期，地方政治因人地矛盾升级而亟须革新，皇帝在用人铨选方面也有所变化。雍正、乾隆不再推崇康熙时期颇受重视的理学官僚治理模式，诸如水利、农桑等较为专门性、技术性的知识，亦被视作为官之必需。为实现个人政治价值，部分理学官僚开始在处理地方政务的过程中主动将目光延伸到河工、漕运等技术领域，实现了从理学官僚到技术官僚的转变。自洋务运动开始，大量的新式技术官僚涌现。他们作为18世纪技术官僚的后辈，既是传统封建官僚体系中的新元素，也是近代西方科技向中国渗透的过程在制度上的反映。

——摘编自张少娜《从理学官僚到技术官僚：清雍乾时期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

材料二 19世纪，英国文官制度实行以“通才”为标准择优录取的原则。由于牛津、剑桥等贵族学校以培养通才著称，因此高级文官出现了贵族化的趋向。科技人员、经济管理人员长期处于文官队伍的中下层，使许多部门出现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20世纪60年代，福尔顿委员会进行了文官制度改革，调整文官分级制度，专家科技人员自成一类称“科学类”。另外还设立专业技术、训练、法律、警察等十大类。此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未能彻底打破通才体制，而且政府机构臃肿也严重束缚着行政效率。

——摘编自阎铃铃《英国文官制度中的“通才”原则》

材料一   与英国的文官文化水准不高的情况不同，德国（普鲁士）早在18世纪就形成了把有才能的人征募为政府官员的传统，而且把学历当作衡量一个人才能的重要标准。在腓特烈二世（普鲁士国王，1740~1786年在位）时期，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考核谋求公职者。应征者必须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并要通过2~3次考试。在德国统一后，受普鲁士传统影响，帝国形成了偏重接受那些受过法学教育和训练的人为高级文官的传统。据统计，1895年，113名枢密顾问中有30人是法学博士。当时，帝国司法部中约一半官员，外交部和内政部约1/3官员，财政部、海军部和铁路部约1/4官员是法学博士。

材料二   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社会民主党人及其子女被绝对排斥在高级文官阶层之外。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子女也很少能争取到高级文官职位。高额的受教育费用剥夺了下层阶级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887~1890年，在普鲁士大学生中，工人的儿子不到千分之一。许多有关文官问题的文件都强调，应征者在整个四年试用期间，既不领取任何报酬，也不会被许诺最终获得任命。1899年，一大臣职位出现空缺，霍亨洛熙宰相写道：“当看到只有很少人适合担任这一职位时真令人害怕。”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扬《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高级文官状况试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