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些特殊的景观或环境，会唤醒人性中的真善美，升华为对自然、对人类、对民族、对国家的感情、信念、信仰，经过杰出人物的阐发和推广，形成价值观念、传统文化或坚定的信念，它们本身也因凝聚了历史，经历了沧桑，而演变为一种文化符号、精神象征、时代烙印、历史记忆。一条大河就是一首颂歌、一篇史诗、一部历史、一个时代！

——葛剑雄《黄河与中华文明》

材料二   图源：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大河流域开发与国家文明发育》

中国早期农业中心示意

根据材料，结合中国相关史实，围绕河流与文明，自拟题目，写一篇历史小论文。（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史实充分，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一：

——据2022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黄河文物保护利用规划》

材料二：人类有很多种不同的文化，它们都是“自我”生长起来的，一种活生生的文化，总是历史上种种行为形式的博物馆。每个文化集团都有自己唯一无二的历史，这种历史一部分取决于社会集团特殊的内部发展，一部分取决于它所受到的外部影响。

——摘自弗朗兹·博厄斯《种族、语言与文化》

从自然环境来看，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总是和它产生的地域相结合的。黄河流域的文化与其地质、地貌以及自然地理的特点密切相关。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像大地母亲般地孕育了黄河文化。

——摘自侯仁之《黄河文化》

结合中国古代黄河流域文明发展的史实分析说明材料二的观点。

材料一   中国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和同外界相对隔离的状况，决定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土著性质。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中国史前文化至少可以追溯到一百七八十万年以前，自此一直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中国史前文化大体可分为华北和华南两大谱系，而以华北地区的文化较为发达。华北地区的旧石器遗址主要分布在晋、豫、冀、鲁和辽等地，其石器打制方法原始，类型多样，均为单面加工。华南旧石器多用锤击法打制，器形多不规则。到新石器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容远比以前复杂，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格局。新石器时代，人们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学会了制陶和养猪，大型磨制石器增多，技术更加成熟进步。当然，任何一个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在与其他文化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共同发展的。

——摘编自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材料二   殷墟出土了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乃王室卜人所存档案。卜辞中“卜黍年”“贞（卜问）我受黍年”的记录很多，可知黍为商人主要农作物，卜辞中还出现了“稷”“稻”“麦”等。他们已会通过观察天象来制定历法。殷墟铜器可注意的有盘、壶、铲、勺、战士戴的盔等。陶器包括种类繁多的饮器、食器、盛器和烹饪器，其质地有灰、红等色，其纹饰多数是刻画的。除了普通的牛车、马车、象车外，还有兵车。据卜辞记载，商人有时远行三四十日，他们普遍聚族而居，以王室及其都邑为核心。卜辞中多有商王命这个诸侯去讨伐那个诸侯的记载。诸侯领土与王畿之间，民族和文化的关系疏密不同。商王位的继承，自第二代以下，以兄终弟及为原则，至无弟可传，然后传子。

——摘编自张荫麟《张荫麟讲中国史》

材料 三星堆遗址发现于1929年，位于四川省境内，距今有3000—5000年历史，是古蜀文化的重要遗址，也是西南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以前人们都认为中国的古文明主要起源于黄河流域，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标志着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在三星堆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许多形态各异的青铜器，还有大量的青铜人像、人面像、兽面像等。这些青铜器和人物像风格独特，例如，黄金权杖和黄金面具等，在我们已知的商代和以前的中华文明中从没有发现过，却常见于埃及和西亚的出土文物中，如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刻画了太阳神沙马什授予汉谟拉比权杖的形象。除此之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也有人认为与两河流域发现的生命神树雕像有亲缘关系。正是因为这些出土文物形态如此奇特，并且与西亚、埃及等地似乎有着很多联系，围绕“三星堆文明起源之谜”，学术界产生了诸多争论，主要代表观点有以下三种：一是，三星堆文明是华夏文明的亚文明，是中原文明的重要分支；二是，三星堆文明来源于埃及和两河流域；三是，三星堆文明是受多元文明影响生成的文明。

2022年6月，三星堆考古发掘最新成果揭秘，共出土文物近13000件。在这次出土的文物里面，有些种类在中原地区也曾经出现过，例如，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与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摘编自杨晓邬《揭秘三星堆“上新”背后的故事》

材料一   

材料二   闻一多先生以为，龙是以蛇为本体，又融合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是因为“当初（原始社会）那众图腾单位林立的时代，内中以蛇图腾为最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接受光明日报采访

材料三   随着龙图腾分散到各地方，龙的影响也扩展到四面八方。因地域的限制，交通的不变，人们那时交往极少，各部族根据自己的需要对龙加以改造，这样，龙的观念就因地而异了，使得龙的形态在先秦时期呈现千姿百态的景象。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人们的观念隔阂逐渐融洽，龙的形态也开始趋向统一。历代封建帝王蓄意把自己的一切都和龙挂上钩，使龙成为其专用品，皇帝即位叫“飞龙”，皇帝穿的叫“龙袍”，坐的是“龙椅”，睡的是“龙床”，有了病叫“龙体欠安”，皇帝的子孙则叫“龙子、龙孙”。……随着封建制度的越来越僵化，那些帝王们也越来越害怕江山不稳，禁止龙在民间传播就是镇压百姓的手段之一。龙被帝王专用以后，人们观念中的龙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龙不再是保佑众生的神灵，而是极其可恶凶残的暴君。

从孙中山推翻帝制至新中国成立，人们的各种观念从旧的禁锢中彻底解放出来，人们不再相信龙是帝王之祖而神圣不可侵犯，这个被少数人利用驾驭在华夏民族头上几千年作为华夏民族的权威象征，终于重回到人民手中，人民不再对龙感到恐惧神秘而心有敬畏。人们舞龙，不再是对祖先神人祭祀，也不再是向帝王歌功颂德，龙的节日纯粹是大众化的娱乐活动而非宗教的和政治的。美国旧金山华人街赫然盘踞两条巨龙，那是民族的象征与骄傲。从这点意义上说，龙蕴藏着深邃的内涵：龙是团结、伟大的象征，是联系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结。

——摘编自禹建湘《龙的演变及其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