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晚明时期,商贩奔波于南北之间,日夜不息。嘉隆时人李鼎称:“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杭其必由之境也。舳舻衔尾,日月无淹。”
——摘编自范金民《明清时期大运河沿线地域商帮的活动》
材料二 明清时期不少人走进城市营商,他们在经商所在地共建会馆、公所,这些会馆、公所除了具有联乡情、祀神明,以增进同乡商人的地域认同和团结外,还具有管理商业的职能,如共同商议条规,保证商品质量,统一商品价格,既是防止同乡商人之间相互竞争,也是为了增强与其他商帮竞争的实力。《创建黄皮胡同仙城会馆记》记载了在北京经商的广州商人创建仙城会馆的目的和动机为“由利”:“乡人同为利,而利不相闻,利不相谋,利不相一,则何利?故会之。会之,则一其利。以谋利也,以是谓由利也。”认为同乡商人相互竞争难以获利,即使侥幸获利,也难以以个人的力量与市场上的其他商人以及牙行做斗争。建立会馆的目的虽为消弭同乡商人间的竞争及增强与其他地域商人、牙行斗争的力量,但恰恰说明市场主体间竞争的激烈。
——摘编自张明富《论明清时期的早期市场经济》
材料三 随着明初“开中法”的实施,北方边境贸易发展很快。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边境贸易更是日趋活跃,晋商几乎垄断了中俄之间的边境贸易。明后期实施的“一条鞭法”,使“役归于地”,税“概以银征收”,商人免除了劳役之苦。“康乾盛世”时期,康熙实行了“摊丁入亩”的政策,取消了几千年来一直沿袭的人丁税,使封建人身束缚得以松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咸丰开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国内战事频繁,当时军阀割据,土匪纷起,以致晋商票号各分庄损失巨大。洋务运动中兴之际,恰是山西票号极盛于各地之时,我国封建社会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受高额地租率的影响,晋商把利润大量投向土地,以获取坐享其成的地租,没有把票号与民用工业结合起来。19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
——摘编自张泽一《晋商兴衰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