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代财政收入情况表

——摘《明实录》

材料二：《醒世姻缘传》、“三言”、“二拍”等小说中有关白银的描述不可胜数，大到如捐官、行贿、购房、买卖人口，小到如日常消费和社交馈赠，处处可见。铜钱的使用只是第二位的，以物易物也不频繁。

——据《醒世姻缘传》等

材料三：吾以为非废金银不可。废金银，其利有七：粟帛之属，小民力能自致，则家易足，一也。铸钱以通有无，铸者不息，货无匮竭，二也。不藏金银，无甚贫甚富之家，三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一   晚明时期，商贩奔波于南北之间，日夜不息。嘉隆时人李鼎称：“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杭其必由之境也。舳舻衔尾，日月无淹。”

——摘编自范金民《明清时期大运河沿线地域商帮的活动》

材料二   明清时期不少人走进城市营商，他们在经商所在地共建会馆、公所，这些会馆、公所除了具有联乡情、祀神明，以增进同乡商人的地域认同和团结外，还具有管理商业的职能，如共同商议条规，保证商品质量，统一商品价格，既是防止同乡商人之间相互竞争，也是为了增强与其他商帮竞争的实力。《创建黄皮胡同仙城会馆记》记载了在北京经商的广州商人创建仙城会馆的目的和动机为“由利”：“乡人同为利，而利不相闻，利不相谋，利不相一，则何利?故会之。会之，则一其利。以谋利也，以是谓由利也。”认为同乡商人相互竞争难以获利，即使侥幸获利，也难以以个人的力量与市场上的其他商人以及牙行做斗争。建立会馆的目的虽为消弭同乡商人间的竞争及增强与其他地域商人、牙行斗争的力量，但恰恰说明市场主体间竞争的激烈。

——摘编自张明富《论明清时期的早期市场经济》

材料三   随着明初“开中法”的实施，北方边境贸易发展很快。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边境贸易更是日趋活跃，晋商几乎垄断了中俄之间的边境贸易。明后期实施的“一条鞭法”，使“役归于地”，税“概以银征收”，商人免除了劳役之苦。“康乾盛世”时期，康熙实行了“摊丁入亩”的政策，取消了几千年来一直沿袭的人丁税，使封建人身束缚得以松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咸丰开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国内战事频繁，当时军阀割据，土匪纷起，以致晋商票号各分庄损失巨大。洋务运动中兴之际，恰是山西票号极盛于各地之时，我国封建社会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受高额地租率的影响，晋商把利润大量投向土地，以获取坐享其成的地租，没有把票号与民用工业结合起来。19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

——摘编自张泽一《晋商兴衰探究》

材料一   唐朝与西方的经济贸易联系十分活跃，主要交通线为著名的“丝绸之路”，东起长安，沿河西走廊至敦煌，然后出玉门关或阳关，分途抵达葱岭，再分数道至南亚、西亚北非或欧洲。海路贸易也很活跃，有“海上丝绸之路”之称，主要贸易门户为广州，唐朝在此处设有市舶使管理外贸事宜。……陆海丝绸之路主要属于商路，但在政治来往、文化交流方面的意义同样十分重要。这一时期，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引人瞩目，主要有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中国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落后于西方列强，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社会环境条件的配合。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其社会经济内部结构中已经萌发出某些新的冲动，从而推进了民间海上私人贸易的繁荣与海外市场的开拓。而从政治社会环境看，我们不能不承认当时确实存在着一个相对宽松、多元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包容不同思想文化思考与实践的氛围。入清之后，这种社会环境基本消失了，思想与文化的自由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摘编自陈支平《从世界发展史的视野重新认识明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