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72年9月，在容闳等人的催动和运作下，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第一批30名留美幼童到达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对此，《纽约时报》刊发了一则题为《清国留学生抵达旧金山》的消息：“旧金山，9月13日电：昨天到达这里的30名清国学生都非常年轻。他们是很勤奋和很优秀的小姐（因有辫子被美国记者误解）和绅士，容貌俊美，要比任何在这之前曾到美国访问的清国人都好看得多。”

——摘编自1872年9月13日《纽约时报》

材料二   1881年，基于各种历史因素，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共四批）——120名留美幼童被清政府勒令归国，大清第一次留美教育事业夭折。清廷撤回留学生的决定传到美国，以耶鲁大学校长朴德为首的众多美国知名人士联名上书清朝总理衙门，痛陈其不当：“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尽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

——摘编自容闳《西学东渐记》

结合史实，谈谈你对中国早期留学运动的认识。

材料   1866年12月，恭亲王奕䜣在奏折《请添设一馆讲求天文算学折》中提出：京师同文馆的职能局限于语言翻译上是不够的；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一定科甲正途出身者入馆学习。奕䜣的提议立即遭到传统士大夫的猛烈抨击。

1867年3月，顽固派的代表大学士倭仁上疏反对：用招收科甲正途人士入天文、算学馆学习来解救清政府面临的困境危害甚大，必然导致以夷变夏，加剧西人对中国的侵略，“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

奕䜣就顽固派对洋务派“舍中法而以夷为师”这一攻击作出回应，“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同时强调西法“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

在新旧力量的交锋中，掌握帝国最高统治权的慈禧太后则采取了游离于争论之外的态度。

倭仁上奏后，慈禧太后于当天即对倭仁进行了召见。慈禧太后出于平衡政局的目的，还是让总理衙门与倭仁等为首的顽固派进行辩论，事实上是纵容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对洋务活动进行攻击。天文、算学馆虽得以设立，但大部分原本打算投报天文、算学馆的科甲人员最终放弃了。

——摘编自胡联洋《论同文馆之争与洋务运动的困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奕䜣奏请改革同文馆一事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 1872—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1881年，基于各种历史因素，留美幼童被清政府勒令归国，大清第一次留美教育事业夭折。清廷撤回留学生的决定传到美国，以耶鲁大学校长朴德为首的众多美国知名人士联名上书清朝总理衙门，痛陈其不当：“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尽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容闳认为）“以西学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摘编自容闳《西学东渐记》

结合史实，谈谈你对中国“幼童赴美留学”的认识。

材料一   自鸦片战争使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19世纪六七十年代，李鸿章等人让中国人开始更大范围地接触现代事物，这个运动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甲午以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新锐知识分子依靠皇帝的支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光绪政治集团的核心力量，他们所领导的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第二个方案。严格说来，拳匪运动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

——摘编自颜德如《论近代中国人探索实现民族复兴之方案》

材料二   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一批读书人逐渐认识到，唯有实行变法才能救亡图存。维新思想很快发展成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变法通议》等文章，更是明确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摘编自普通高中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   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多分，杂以九等。……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元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

——《天朝田亩制度》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洋务运动，是一场清政府为了拯救其垂危统治，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到富强之目的的活动。洋务派创办的一批近代军、民用企业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带动了后期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

——摘编自夏元东著《洋务运动史》等

材料三   戊戌变法兴起于民族危难之时，变法维新思潮的灵魂是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维新思想家着重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家大量译介西方的著作，传播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进步的学者们开始从传统儒家思想以外的思想理念，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把西方的先进政治文化和治国理念引入中国，希望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从改变国家落后的思想面貌着手，寻求富强御侮之道。

——摘编自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中国全史：中国清代思想史》等

材料   中国近代的国家主权思想

鸦片战争后国家主权思想开始在中国兴起，纵观国家主权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对国家主权的认识主要来自《万国公法》（该书于1863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受托译出），他们把《万国公法》视为“彼此可相维系而不可统属之道”，在外交实践中援引《万国公法》维护国家主权。第二阶段是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喊出了“兴民权”的口号，梁启超论证了民与国、民权与国权的密切关系：“国者何？积民而成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第三阶段是辛亥革命时期。邹容主张：“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侵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胡汉民认为，主权“即独立权也，其为独立也，以对于外部不受干涉，为其活动之原则”。

——摘编自侯德彤《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的兴起与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