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同美英在中国的争夺加剧。美英资本加紧向中国东北渗透。“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计划利用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修筑西满铁路，同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竞争。这促使日本决心对东北实行军事占领，并使东北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于1932年3月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国联理事会要求日本履行《九国公约》的义务，但其派出的“李顿调查团”作出的报告书，却主张将东北置于“国际共管”之下。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上海是英美在华经济利益的中心，英美向上海派出军舰对日本施加压力，日本被迫签订停战协定。鉴于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于1936年12月31日期满，英美日于1934年10月在伦敦开会，讨论条约续订问题。日本要求各种军舰的吨位数都同英美相等，遭到英美拒绝，随即日本宣布如期终止海军条约。卢沟桥事变后，根据中国政府的申诉和国际联盟的建议，《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于1937年11月在布鲁塞尔举行，日本拒绝出席。最后，会议发表的宣言只是泛泛地重申必须尊重《九国公约》所确定的原则，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敌对行动，但却没有规定对付侵略者的任何具体措施。

——摘编自何立波、王再华主编《世界全史》

材料一   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是两个重要的国际关系体系。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和平，重新调整战后国际关系，并且通过多次国际会议逐渐形成的国际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随着二战的爆发而崩溃，同样雅尔塔体系也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破灭。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中心是在欧洲，它体现的主要是一战后帝国主义的意志，主要是调和了一战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对德国索取巨额赔款，限制军备发展，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隐患。雅尔塔体系则是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导的，主要是调和了美、苏之间的矛盾，对待战败国则更为英明地采取了民主化改革，对于全世界的和平发展亦有积极的贡献。尽管两个体系有着较为浓厚的大国强权色彩，但他们毕竟是反思战争，也创制了诸多国际合作组织与国际合作制度。

——摘编自王金港《试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雅尔塔体系之异同》

材料二   鉴于过去国联软弱无力的状况，二战后期，盟国各方都出现了建立强有力的国际组织的呼声，中国赞成新国际组织拥有更大的权力。除了对侵略国实施惩罚，盟国还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改造措施，如在亚洲，美国对日本实施单独占领并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大国是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中美英苏国家加上传统欧洲大国法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安理会有权做出全体会员国都必须遵守的强制性决议。在联合国制宪讨论中，中国不顾西方大国的反对坚持为弱小民族代言，力主非自治领土及托管领土须走向自治与独立。联合国所提出的自治和自决原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面貌的改变，促进了世界的非殖民化进程。中国在建立战后新秩序方面比较独特的贡献是，积极扶持周边国家如朝鲜、越南等国的抗日力量并努力推动其他国家承认它们在战后取得独立。

——摘编自王建朗《浅议二战后国际秩序设计的几个特点》

材料   许多（西方）历史学家倾向于“长世纪”的理念，将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百余年全部纳入19世纪的范畴。另外一些人则提出不同版本的“短世纪”概念，认为19世纪的跨度应短于100个日历年。他们以国际政治作为界定标准，将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确立欧洲新秩序以及美国借1898年美西战争之机登上国际政治舞台，视为19世纪开始和结束的标志。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