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同美英在中国的争夺加剧。美英资本加紧向中国东北渗透。“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计划利用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修筑西满铁路，同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竞争。这促使日本决心对东北实行军事占领，并使东北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于1932年3月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国联理事会要求日本履行《九国公约》的义务，但其派出的“李顿调查团”作出的报告书，却主张将东北置于“国际共管”之下。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上海是英美在华经济利益的中心，英美向上海派出军舰对日本施加压力，日本被迫签订停战协定。鉴于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于1936年12月31日期满，英美日于1934年10月在伦敦开会，讨论条约续订问题。日本要求各种军舰的吨位数都同英美相等，遭到英美拒绝，随即日本宣布如期终止海军条约。卢沟桥事变后，根据中国政府的申诉和国际联盟的建议，《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于1937年11月在布鲁塞尔举行，日本拒绝出席。最后，会议发表的宣言只是泛泛地重申必须尊重《九国公约》所确定的原则，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敌对行动，但却没有规定对付侵略者的任何具体措施。

——摘编自何立波、王再华主编《世界全史》

材料一   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是两个重要的国际关系体系。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和平，重新调整战后国际关系，并且通过多次国际会议逐渐形成的国际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随着二战的爆发而崩溃，同样雅尔塔体系也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破灭。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中心是在欧洲，它体现的主要是一战后帝国主义的意志，主要是调和了一战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对德国索取巨额赔款，限制军备发展，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隐患。雅尔塔体系则是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导的，主要是调和了美、苏之间的矛盾，对待战败国则更为英明地采取了民主化改革，对于全世界的和平发展亦有积极的贡献。尽管两个体系有着较为浓厚的大国强权色彩，但他们毕竟是反思战争，也创制了诸多国际合作组织与国际合作制度。

——摘编自王金港《试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雅尔塔体系之异同》

材料二   鉴于过去国联软弱无力的状况，二战后期，盟国各方都出现了建立强有力的国际组织的呼声，中国赞成新国际组织拥有更大的权力。除了对侵略国实施惩罚，盟国还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改造措施，如在亚洲，美国对日本实施单独占领并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大国是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中美英苏国家加上传统欧洲大国法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安理会有权做出全体会员国都必须遵守的强制性决议。在联合国制宪讨论中，中国不顾西方大国的反对坚持为弱小民族代言，力主非自治领土及托管领土须走向自治与独立。联合国所提出的自治和自决原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面貌的改变，促进了世界的非殖民化进程。中国在建立战后新秩序方面比较独特的贡献是，积极扶持周边国家如朝鲜、越南等国的抗日力量并努力推动其他国家承认它们在战后取得独立。

——摘编自王建朗《浅议二战后国际秩序设计的几个特点》

材料一   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被人们称为欧洲的“百年和平”，若干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为中立理论与实践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不仅瑞典和荷兰这样的长期户立国会宣布中立，英国等大国也常常加入中立国的行列，中立成为综艺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维护欧洲相对和平的重要因素，以及解决欧洲民家海外扩张冲突的重要手段。相应地，这一时期中立的国际法地位与以往相比明显上广，制度化程度空前提高。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的召开，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中立的相关稳定，相关公约在进一步明确中立国权利和义务的同时，也规定了交战时对中立国的权利和义务。

——摘编自梁志《20世纪中立危机新梁——以大国政治、技术进步与集体安全为视角》

材料二   一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英美精英中进行的国际主义观念基础上的，在20年代，多盗贸易、贫罕、国际仲裁、大国合作成为国际时尚，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成为主导性的国际观念。但是，大急救使人们对关于国际秩序的这些基本设想失去了信心。各国纷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试图建立封闭的地区性经济体系以保护本国经济，民族主义、单边行动取代了20年代国际主义和国际合作：到30年代后期，一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实际上已经崩塌。

——摘编自王立新《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与世界政治的百年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