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公元前314年秦灭蜀之初，在四川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用的政策。到秦昭王时，由于秦在蜀地成功地进行了土地制度变革，造就了大批拥护秦国政权的个体小农，从而争取到广大蜀人的支持，因而借口“蜀侯馆反”，诛之而国除。公元前311年，泰惠文王令张仪、张若修筑成都城池，将商业市肆集中到少城南部加以统一管理，形成规模很大的“成都市”，推动了蜀地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使蜀地的工商业者也成为秦制的积极拥护者。

——摘编自段渝《论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

材料二：综观整个清代，四川地区在清朝经略西藏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四川境内的康区，“东起打箭炉之折多山，西至前藏之丹达山”，是四川的通藏要道。清人曾言：“本朝抚辑西藏，至于再，至于三，均由四川之打箭炉征兵入藏。”清朝在四川通藏要地储备粮饷，以随时应对西藏局势。清军入藏的军饷、驻藏官员俸禄和西藏僧俗官员津贴的供给，均由四川负责。总之，清朝对西藏的经略离不开四川在各个方面的支撑，体现了作为朝廷直辖行省对于藩部地区的控制价值。

——邓涛《藩部经略与直省支撑——四川在清朝治理西藏中的地位和作用》

材料一 东周是一个经济大增长、社会大变动同时又政治大发展的时期，旧的精神和世俗的权威失灵加上正在进行的改革带来了新的问题。我们所知的中国第一位职业教师和哲学家也应该在东亚被看作是最伟大的教师和哲学家，这个人就是孔子。

——摘编自[美]费正清《中四：传统与变迁》

材料二古代中国政治制度

材料三   清王朝针对蒙古准噶尔部以及回部大小和卓的军事行动，将疆土稳定地伸向西北干旱地区，并在光绪年间设立新疆巡托，将其置于与内地等同的管理系统之下。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民族之间的交融始终贯穿其中，因此疆域既是历史产物，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

——摘编自韩茂莉《历史时期中因疆域伸缩的地理基础》

材料一   东汉光武帝即位以后，为了迅速稳定战乱后的社会秩序，即标榜中兴汉室，宣布废除王莽所订政策制度，也以黄老无为思想为依归。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遂“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因此选用贤良，重视吏治，与民休息。光武帝首先释放奴婢。自登位次年（建武二年）至十四年，曾六下诏令释放奴婢。包括因饥荒穷苦而“嫁妻卖子”者，王莽时没入官府者，战乱中劫略者等，如有抗命不释者，以“略人法从事”。建武十五年，实行“度田”，下令各州、郡清查人民占有田地数量和户口、年岁，目的为要限制豪强富民兼并土地和盲奴婢之人数。而且亦可便于征收赋税及力役。如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东汉初，因战费等支出浩大，田租征收十分之一 后减轻赋税，恢复到西汉时期的三十税一政策等。

——摘编自钱穆讲授、叶龙整理《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班正皇帝为了使财政状况好转，为了“裕国”“安民”，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他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他反对在解决财政困难时，把“裕国”与“安民”对立起来的作法、他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能安民方能裕国”。雍正帝解决财政困难的基本方法是开源节流。其开源的主要措施是重本务农以增加田赋收入，解决民食；通商裕国，即使国课增加，又方便百姓。雍正皇帝反对“困商”“累商”，而主张“通商裕国”，“通商便民”。班正帝曾三令五申各税关不得多方勒索，分外苛求，以利商业的发展。他说：“国家之设关税，所以通商，而非以累商，所以便民，而非以病民也。”

——摘编自马博《大清十二帝》第三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