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郑观应1894年《盛世危言·自序》
材料二: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人: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禅贩,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议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
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神苦形,终身勤动……
要之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道德愈远。
且道德之用,非特革命而已,事有易于革命者,而无道德亦不可就。
——章太炎1906年《革命之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