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78年初，中央决定派习仲勋主政广东。1978年6～7月，他推动广东全省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面对群众贫困问题，他主张最根本的还是要把生产搞上去，使经济繁荣起来，让外国人进来就看到社会主义的新气象。1979年4月，他向中央提出，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和重要侨乡的优势，建立“贸易合作区”，得到中央领导同志重视。邓小平要求广东大胆实验，创办“出口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经反复调研，习仲勋提出“出口特区”这一名称已不能满足特区发展，有必要改为“经济特区”，获得中央批准。此后，他还推动全国人大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总体性立法，授权广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企业登记等单行法规。习仲勋后来回忆主政广东经历时，称自己当时的心情“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能先走一步，惧的是担子很重，又没有经验，但“我们确信路是人走出来的”。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习仲勋主政广东》等

材料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在视察期间，他几次询问中国香港、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情况，并对广东提出追赶亚洲“四小龙”的构想。他指出：“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后，广东贯彻中共十四大精神，结合本省实际，正式制定了广东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即“追龙”战略，并于1993年广东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为广东二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奋斗》中对于“追龙”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20世纪90年代，广东主要以经济追赶为主，兼顾精神文明建设，强调扩大对外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和科技、整顿社会治安等。在经济领域，“追龙”战略经历了从总量追赶到质量追赶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末，广东外源性、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遇到困境，经济增长放缓。在进入21世纪之际，广东先后提出了建设“绿色广东”“和谐广东”“幸福广东”等，强调从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迈进，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追龙”战略从经济追赶走向全面追赶。1991~2010 年，广东GDP年均增速14.0%。但就人均GDP 而言，至2020年，广东乃至珠三角与亚洲“四小龙”仍有一定差距。

——摘编自臧艳雨《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方实践探索：以“追龙”战略为例》

材料一   刘知几（661—721）是唐高宗时期的史官，在他的作品《史通》中，他提出“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史家著史也是受社会环境制约的，春秋时期“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史书必然“多有阙如”；汉代“普天率土”“远近无隔”，史料丰富，史书内容也就“倍增于春秋”。他批评有的史家“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方异？”在《疑古》篇中，他指出“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他还批评司马迁的《史记》“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认为其“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后世很多史家认为，刘知几的历史观有其复杂性和矛盾性。

——摘编自聂中庆《略论刘知几的历史观》

材料二   民国成立以前的史学界，学者们依然走着过去的大路，对历代正史加以补做或改作；民国成立之后的史学，方向更多，大要言之，除继承前期的成绩，加以发展外，又多出：一、考古学和史前史的研究，二、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的研究，三、敦煌学的研究，四、小说、戏曲、俗文学的研究，五、古史的研究，六、社会史的研究。后期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贡献，新的考据论文，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难物史观”输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第四是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第五是新文学运动的兴起。

——摘编自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19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