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生活于明末清初，两百年后其政治思想备受推崇。梁启超与谭嗣同等曾将《明夷待访录》“节钞”送人。革命党人陈天华认为，《明夷待访录》“虽不及《民约论》（又译《社会契约论》）之完备，民约之理，却已包括在内”。该书中的《原君》《原臣》也曾被用作兴中会的宣传品。

民国时期，梁启超反思说：“畴昔谈立宪、谈共和者，偶见经典中某字某句与立宪、共和等字义略相近，辄摭拾以沾沾自喜，谓此制为我所固有。其实今世共和、立宪制度之为物，即泰西亦不过起于近百年比附之言，传播既广以为所谓立宪、共和者不过如是，而不复追求其真义之所存。”

材料一   春秋时期，随国季梁以民为主而神为从，民为先而神为后，民是神的凭借与寄托，神的意志是民的愿望的延伸和扩大，这种观点在当时是颇具代表性的。墨子也认为天神不过是“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是人手中的工具。子产在郑国执政时，已经把人道与天道截然分开，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的著名论断。 先秦时期的重民思想，经过儒家的提炼和升华，终于演绎成以民为本的价值理论，其成熟的形态和标志就是儒家思想体系中“仁学”的创立。汉代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儒家民本主义的理论经过历代思想家的发展和弘扬，终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铸造中华民族性格的民本法文化。

摘编自张晋藩《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材料二   “新国家应有新青年”，孙中山是一位超前的制度设计者和憧憬者，“凡事都是应该由人民作主”“人民来做皇帝”“予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我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按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理论逻辑，民国政治形态应逐步推进，民国应逐渐走向社会“自治”和“宪政”基础上的国民自主，“共和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公仆”。

——摘编自王旭《做主：民主观念的多重维度与近代中国政治话语之演进》

材料三   孙中山经选举而成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不过不是全体公民直接投票选举，而是由内地18个省的代表以每省一票的投票方式在3 名候选人中选举产生。这样的选举程序，通过这种选举方法产生国家元首，在当时不仅属于空前，而且相当了不起。

——摘编自王建朗等《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材料：1903年，学者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说》：“日本立国，以神武天皇纪年，所以溯立国之始也。……故中国之有黄帝，犹日本之有神武天皇也。取法日本，择善而从。……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今纪年用黄帝，则君主年号从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击而自破矣。”

当年《江苏》杂志首先使用了黄帝纪年，卷首刊载了黄帝像。不久，《黄帝魂》《浙江潮》《国粹学报》《民报》等报纸杂志和当时出版的书籍如《猛回头》《警世钟》等纷纷刊登或转载黄帝像，相率使用黄帝纪年。武昌起义之后，湖北军政府的文告以及各省响应的文告都采用黄帝纪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喻大华等《论晚清“孔子纪念”与“黄帝纪念”》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晚清时期黄帝纪年法的提出及其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