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62年2月，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从而也为同中国发展关系扫清了道路。这时，美法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已全面展开，美苏为阻止法国和中国等国家掌握核武器，维护它们的核垄断地位加紧勾结……1963年10月底，戴高乐派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埃德加富尔费带他的一封亲笔信到中国进行半官方的了解情况的“旅行”，受到中方的热情接待。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都会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使他“深受鼓舞”。通过这些接触，双方发现他们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有着一致或相近的立场……1964年1月，戴高乐总统正式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同月27日，两国政府同时公布关于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法国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摘编自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

材料二   法国是欧洲建设的领头羊，在当时冷战正酣的形势下发挥着特有的影响和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和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在亚洲始于日本，在欧洲始于法国，而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则是日本远不能企及的。中法关系的发展在欧洲则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西欧国家相继出台对华政策。德国积极发展对华关系，最初完全是受到法国的启发。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对华关系，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其特殊意义和作用不言自明。

——摘编自孙海潮《中法关系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材料   尼克松就任总统后，结束越战是尼克松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优先考虑的问题。1969年1月12日，《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查默斯·罗伯茨分析道：“竞选运动巴经很清楚地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要求从越南脱身，”为了能让美国“体面”地从越南问题中解脱出来……美国与中国的和解将会为华盛顿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杠杆。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尼克松和基辛格希望通过利用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间的矛盾，以及“与中国和解”所形成的威胁来对苏联进讹诈，这基本上成为尼克松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

——摘编自李丹慧《冷战国际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