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7世纪以前，中国和俄罗斯并不接壤，17世纪以后，沙俄通过扩张，使得中国和沙俄互为最大的邻国。沙俄侵华政策基本方针早在彼得一世就已奠定，他的后继者亚历山大、叶卡捷琳娜等沙皇都继承了这一侵略方针。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苏俄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苏形成了结盟关系，《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斯大林在维持苏联利益的同时，也真正给予了我们帮助。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苏联撤走援华工程师，拆除设备，几令中国陷入极大困难之中，甚至还发生了珍宝岛战役。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演变成正常化的中俄关系。现在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深，最重要的是还建立了中俄边境贸易，在互利互惠原则上发展沿边城市的全面合作。

——摘编自王钰《近现代中俄关系走向》

材料二：二战后，日本一直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更重视日本作为战略基地的作用，要将其纳入它的战略体系中。美国片面炮制的对日“和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其目的是谋求使其长期占领日本“合法化”。1950年8月，美英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定本”。其中，在领土问题上它违背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协议》的规定，故意把中国台湾、澎湖列岛等归属问题弄得含混其词。同时，日本吉田政府在美国指示下，也同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所谓的“和约”，并建立“外交关系”。1958年，杜勒斯等人说蒋军驻扎在金门、马祖是“愚蠢和不明智的”，企图使蒋军撤出金马等沿海岛屿，把台湾与大陆完全隔离开。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面对国际格局的演变和超级大国霸权地位的起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以恢复，美国开始调整对华、对台政策。1972年，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上海公报》，美国表示：“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是中国对美斗争的重大胜利。

——摘编自高民政《1949至1979：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军事政治较量及其影响》

材料一 新中国在建国初期所遇到的国际环境，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和善意，一方面是美国为首的反动势力的敌视和侵略。……新中国……作为一个新型的国家，要为抛弃旧中国的外交传统，建立新中国独立、自主、平等的对外关系而努力。

——摘编自《中国外交史》

材料二 1949年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向各国政府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中国政府采用灵活的方针处理外交问题，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不经谈判即行建交的办法；对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在对方明确表示不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再就建交具体问题进行磋商；对于美、英、法等国，则不急于采取行动与它们建交。新中国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反映了新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特别是同邻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真诚愿望。

——摘编自于化民《“三大政策”与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列强在华特权，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屈辱外交，先后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影响深远的外交理念，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格局，赢得国际社会高度赞誉。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十八大后，党中央开创性提出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新理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为人类社会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软实力显著提升。70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始终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

——摘编自《新中国外交70年：成就与启示》

材料一：与任何其他国家一样，美国自诞生之日国家安全的问题就相伴而生。从建国到 19世纪末，美国政府专注于国内的发展和在美洲的扩张，国家安全主要是本土和西半球的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国际行为模式，使其国家安全有了新的含义。对外，不可避免地深深卷入世界事务。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家安全内外因素联系非常紧密，以至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安全问题与外交问题为一回事。1989年后，美国开始调整其安全战略，其重点转向建立美国独霸全球的单极世界。 

——摘编自孟庆龙《美国国家安全思想和战略的演变》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作了“现在的世界，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提由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认为保障国家安全的手段主要是增强军事实和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在传统国家安全观时期，中国建立了一套以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为主体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非法谍报活动和“和平演变”活动等外部非军事安全问题，成为主要外部安全问题。1993年，中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全法》从法律上对国家安全机关的反间工作做出规定。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官方越来越多地提及生态安全、信息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等更广泛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转型国家安全观时期，中国开始组建专门机构，履行国家安全领域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协调职者。 

——摘编自钟开斌《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战略选择》

材料三：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中央领导集体面临错综复余的新的安全局势创造的最新理论成果，“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是中国国家安全理论的最新成果。 

——摘编自张志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