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平王东迁时，郑国迁到位于中原中心的新郑（今郑州附近），这里还是一片荒野，郑人还得“新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晋国用来处置姜戎的“南邮”，靠近黄河，也是中原之地，初时也是“狐狸所居，豺狼所噪”，后来经过戎人“除齐荆棘，驱其狐狸豺狼”，才能用以居住。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持续开垦，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荒地、林地纷纷变为农田，关中地区河流两侧的森林也消失了。河北中部平原黄河下游漫流经过的地区，春秋时期还有宽七八十里的渺无人迹的地带，到战国时已经被新出现的几十个城邑所填满。

——摘编自王家范《大学中国史》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经济比前代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生产工具已属铁制。湖北江陵纪南城水井中出土的铁刃耒，柄长59厘米，柄下至铁刃端长50厘米，全长109厘米，铁刃长7厘米，刃宽8厘米，两木齿间距3.5厘米，柄微曲，两齿稍前倾，是一种很实用的铁制农具。春秋末年，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曾在途中遇见“长沮、桀溺耦而耕”，应该是手执铁制的农具进行劳作。

——摘编自曹大为《中国大通史》

材料一   《诸子百家关系》示意图

——摘自《世界：一部历史》

材料二   中华文明发生突破的时期，正是春秋战国时代。这种突破，从思想层面看，表现在诸子百家思想的出现。这些新的思想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本路向，其价值观念如基因一样不断在以后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重构着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形态。与思想突破互为因果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层面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被战国群雄以制度变革的方式保存下来，再经由秦朝的整齐划一成为历代制度的渊薮（根源）。

——摘编自《编户齐民制与传统中国的国家能力》李磊

材料一：“秦孝公用商鞅，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域，而弱者丧社稷。”

——《汉书·食货志》

材料二：“（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史记·商君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