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年，在引进出版的各类书籍中，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科技、社会学等各个方面，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还是对马列主义的政治书籍和革命爱国主义的文学作品的译介。据统计，政治方面，从1949年10月到1965年底，马、恩、列、斯著作总计出版395种，印行6909万册。文学方面，从1949年10月到1958年12月止，我国翻译出版的苏联（包括俄国）文学艺术作品3526种，占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艺术作品总数的65.8%之多，总印数8200.5万册，占整个外国文学译本总印数74.4%之多；科技方面，1951至1955年，5年间共计翻译出版外国科技图书3600多种，其中译自苏联的数量占70%。辞书方面，囿于原著、译者等因素，当时得以翻译出版的辞书仅有苏联的几本专科词典。

——摘编自卢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大译介出版活动》

材料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翻译、出版的作品数量剧增，涉及语种达五十多种。据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统计，1978年至1990年，全国年均出版翻译作品2192种；1995年至2003年，翻译类新书（不包括重译和多版本译著）的数量高速增长，年均出版翻译作品超过一万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一些现当代通俗文学作品也逐渐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尼罗河上的惨案》、《珍妮的肖像》、《飘》、《假如明天来临》等作品，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巨大的冲击，在读者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摘编自中国网评论《改革开放30年助推中国翻译史上第四次高潮》

材料王大珩，中国现代国防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研制出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和首台航天相机，主持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大型光测设备，被誉为“中国光学之父”。1942年，王大珩受聘于伯明翰昌司玻璃公司，专攻光学玻璃的研究。1948年5月，王大珩受祖国召唤返回大陆。1952年，王大珩担任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长春光机所)馆长。1958年，长春光机所凭借研制高精光学仪器的“八大件、一个汤”(电子显微镜、高温显微镜等8种有代表性的精密光学仪器和一系列新品种光学玻璃)而闻名全国科技界。1986年3月，王大珩参与起草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该建议经修改完善后，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最终形成了至今都在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1985年，王大珩创办了以光学为专业的高等院校，并亲自制定专业课程，讲授基础课，为全校学生一一解答问题。他曾写道：“我已经95岁了，仍希望为祖国和人民服务鞠躬尽瘁。”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王大珩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摘编自齐芳《王大珩：赤子丹心中华之光》

材料一   20世纪30年代，“体育救国”呼声持续高涨。1932年8月，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提出“应舍弃过去模仿西洋之运动竞赛”，认为体育之目的是“卫国治产”，而非培养少数的优秀选手，而我国的国术正可以达到此目的。网球、高尔夫球等球类游戏是嬉戏享乐的奢侈品，应该摒弃。一切学生须作兵操，并尽可能的“劳动化、农工化”。这些言论遭到一些学者的反驳。他们认为“体育的最低目的是健康，最高目的为文化”“近代国际战争，全赖科学，敌人苟用飞机大炮轰炸，大刀即无所拖其技。为捍卫国家计，宜训练智勇兼备之士，养成跑跳奔攀之技，绝非土体育所能奏效”。

——据罗时铭著《中国体育思想史(近代卷)》

材料二   建国初期，政府把群众体育建设放在体育事业的首位。1952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强调要开展经常性的群众体育运动。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管理和推动群众体育的规范发展。在政策的鼓励下，从政府机关到全国群众，从工矿企业到各级学校，全国各地掀起体育运动浪潮。篮球、排球等项目又成了民众开展最广泛的运动项目。打球、赛跑、游泳、武术等活动在工厂、企业、机关中十分活跃。农村中，摔跤、武术、骑马、射箭、举石锁、石担等民间体育活动和球类、跑步等项目也日益兴盛。

——据孙葆丽《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历史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