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北宋建立后，浙东沿海地区（越、明、台、温四州）的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并重新走向高涨。在此基础上，浙东沿海一带的市镇开始勃兴。据记载，北宋时的越、明、温、台四州市镇分别只有9、3、7、9个，到南宋时已分别拥有53、143、9、81个。北宋熙宁十年，浙江地区设有税务的市镇平均年商税额为3179.4贯，而越州为12082贯，到南宋初年其已增至21652贯。当时，这些地区的酿酒业、造纸业、印刷业、皮革业、制漆业、竹编业、制扇业等都相当发达。北宋时，全国市舶司收入最高额为63万贯；南宋时，到高宗末年，就已达200万贯，这其中明州、温州等无疑占了主要部分。在此背景下，温州不仅寺院“庄严冠于二浙，焚修闻于四方”，而且“士气浸盛”，至南宋建炎、绍兴间，“异才辈出，往往甲于东南”。

——摘编自陈国灿《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等

材料一   宋朝政府虽积极采取招徕蕃舶、鼓励贸易的政策，但为了保障抽解和博买，防止商税透漏、走私贸易及重要物资外流，仍实施以防范和限制为主的管理制度。如宋朝政府对辽、金、交趾等，禁通海上贸易；禁止中国商船擅自搭载外国人入宋；禁运铜钱及军用物资出海；禁止与蕃客私相交易；等等。因以上诸般禁防，宋政府禁止舶船私自出海，“自来有市舶处，不许私发番船”。凡船出海贸易，皆须申请公凭，经市舶司检验，对于出港不经检验而无公凭者，“许诸色人告捉，船物没官”。而对于商船从哪个港口出发，从哪个港口返航，皆有限定。

——摘编自曹家齐《宋代的交通形势与制度》

材料二

                  南宋对外贸易交通路线图

史载，南宋“又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当时有大臣认为，“藩舶巨艘……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为此，南宋政府屡次禁止铜钱出境。嘉定十二年（1217年），认为“以金银博买，泻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

——摘编自袁超《魏晋至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进出口商品种类的转变》

材料一   元世祖懂得只有恢复和发展经济，才能安定社会秩序，使元朝得以巩固。元朝疆域辽阔，设通政院统领各地驿站事务，极大地加强了商人的往来和各地商品的流通；内外贸易的开展，使元朝在全国范围内修筑了众多的运河和道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与其它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交流，不仅仅是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出口，也有大量的粮食、铁器等日常生活用品的进口，加之宋代的工商业发展，国内外贸易都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为元代所继承，促进了元朝商业的繁荣和国家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元朝简史)》

材料二   随着商业的发展和水陆交通的发达，东南沿海、运河两岸以至北方草原上都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城镇；广州、泉州、杭州、大都等地有大量外国商人侨居，其中元大都还吸引了许多文化名人，他们的交流和思想碰撞使大都成为了不可忽视的商业中心和文化交流的枢纽，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商品和文化在大都交融，促进了艺术、文学、音乐等领域的繁荣和创新。商业活动的兴盛，为国家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了社会的稳定。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元朝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