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共和国治理惯性在罗马帝国时期并未消失。在公元2世纪时，罗马帝国中央与行省的高级官员总共为150人到200人左右，即使到了3世纪早期，这一人数也才达到350人左右。绝大部分帝国地方的行政工作，罗马人都交给了自己的地方代理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官员、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决定有关城市的一般事务，包括授予公民权、财政、税收、司法、宗教崇拜、建筑工程等一系列与城市直接相关的问题。只有在城市觉得自己无力解决时，才会求之于总督。在司法问题上，只有涉及金额超过一定限度，或者事关公民的生命时，才会上诉到总督或者皇帝那里。”在城邦众多的帝国东部，本地的市政自治机构仍然被继续维持下去。在城市比较稀薄的西部，统治者则默许本地的部落贵族按照自己的标准建立政治结构，并将周围的土地与社群分配给这些贵族。英国史学家芬纳说“帝国的官员只是附加到遍布帝国的自治共同体之上的上层结构”。

——摘编自（意）弗朗切斯科·德·马尔蒂诺《罗马政制史》

材料二   两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时期以来，封国势力和豪强势力不断遭受打击和削弱，王朝的统治标准逐渐渗透到帝国每一个角落，所谓“六合同风，九州共贯"虽有夸张之处，但始终是汉朝诸帝追求的政治目标，地方官吏如果擅自更改或假传中央命令，可能面临最高死刑的惩罚。西汉王朝强盛时期，郡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为103，下辖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为1587，至东汉时期，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仍然有1180。县以下，“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三老地位较高，通过榜样示范和宣讲宗法伦理使得统治者意图自然而然地传到基层民众的圈子里，从而达到控制乡里人心的目的。据统计，两汉时期，中央加郡县官员数量竟高达到13万到15万之间。

——摘编自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

材料一   维护皇权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目的之一。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最大特色就是法以礼为灵魂，若失去了礼的指导，法不但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且还会成为危害天下的“虐法”。依靠礼的实施，耐心细致地教化，以理服人；中国古代法律强调人情是法律的核心，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当人情、道德与法律相抵触时，永恒的人情、道德是不可改变的，可变的只是法律，认为在治国中“人”的作用远远重于法律；强调执法的目的在于消除法律，“胜残去杀”消除了暴力的统治方式——法律，社会治理倚重教育，将社会的和谐，而不是公正，放在首位。

——摘编自李正财《罗马法和中国古代法律的比较》

材料二   古代罗马人相信，法律的目的是保证“正直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人生而平等，都享有为任何人不能剥夺的一些基本权利……法是最高的理性……法是一种最高权利，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是正义和非正义的人的标准。古代罗马法是古典社会基于私有财产之上的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罗马法提出的自由民在“私法”范围内的形式平等，契约以当事人同意为生效的主要条件和财产无限私有等重要原则，对欧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法律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摘编自周枂《罗马法原论》

材料   早在四五千年以前，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农业已进入锄耕阶段。相传大禹导江为沱，分引岷江上游洪水。先秦时期，成都平原的灌溉系统主要由人工河道、堰塘、大坝、渠、沟等组成，起着排洪和灌溉二重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古蜀人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丰富治水经验和水利工程技术，就没有后世的都江堰。这也是成都平原农业经济开发四五千年，成都城市历经3000多年仍充满生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主要生活在常遭洪水侵害的两河下游的苏美尔人，很早就学会了修建大坝，池塘、沟渠，各个村落在日趋复杂的灌溉工程的建设和维护中逐渐融合和统一。进入青铜时代后，大河两岸城市兴起，谷物成为城市最大的出口产品，平原上许多城市都建造了由运河、大坝、蓄水池、沟渠、引水管等控制的排洪灌溉系统。

即使是商代古蜀第一大城市三星堆，其遗址中也有被洪水冲刷过的痕迹；而美索不达米亚两河爆发洪水往往是在每年的4～6月，那时，春季谷物已经收获了。成都平原雨量充沛，而美索不达米亚一年中有8个月基本无降雨。因此，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两地的灌溉系统各有侧重。乌鲁克、乌尔都曾经是平原上最大的城邦，先后称雄美索不达米亚。但是，它们也尝到了土壤盐碱化的恶果。与此相对应的是，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北部地区地势较高，有天然的排水条件，而且，北部山地有足够的降雨，基本不需要灌溉，这使得巴比伦、尼尼微等“后起之秀”逐渐超越南部城市，成为国际贸易线上最重要的城市。

——摘编自邹一清《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从灌溉系统的比较分析看古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