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汉政治军事一统天下的历史，质言之也是农业地域性拓进的过程。秦汉帝国以农战并天下，重农而富强，农业为国家立存发展的脊柱。如秦始皇在琅琊石刻中提到：“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汉立国后，天下疲敝，汉政府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颁布“复故爵田宅”令，大力扶植农业经济；汉惠帝时，“减田租，复十五税一”；汉文帝时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汉武帝继承了秦始皇未完成的伟业，领导帝国继续开疆拓土，经过数十年连绵不断的对外战争，终于“达到了其移民所能生存的生态地理极限，以及帝国行政力量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极限”。秦汉帝国不仅在中央设置专门的农业官职和管理机构，在地方又置大量农官行政系统，负责劝课农桑、指导农耕、推广技术、凿灌溉渠、治理水患等。各级官吏也有权对农业生产进行监督和管理，在制度上保障了农业功能得到全面实现。

材料二   汉继秦而兴，再次一统全国，经数代潜心经营，国家逐渐走向强大。汉武帝刘彻登基后，兴文教，昌武功，一个立国于中原，以汉族为统治集团核心力量，以“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为统治范围的帝国统治模式也随之确立。秦汉“大一统”局面在形成过程中孕育出强劲的中央集权体制，为农业开发和经营边略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早在夏商周就已萌芽的重农思想不断发展，衍生出的理论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同时又受社会、经济、地理、科技、交通等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农业的“多功能性”得到政权的承认与强化，维持了帝国各个系统的正常运行。

——摘编自胡岩涛徐卫民《“大一统”视域下的秦汉帝国西北农业开发》

材料一   汉武帝统治前期推行“有为而治”的指导思想，执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的经济政策，对外穷兵黩武，导致统治后期民怨沸腾，被迫下轮台罪己诏。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逝，命霍光、桑弘羊等人辅佐幼主昭帝。前81年，霍光召集全国各地选出的贤良文学人士进京商议罢黜盐、铁、酒等专营政策，盐铁会议召开。 在会议上，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对盐铁官营等财政措施进行了全盘否定，并进而攻击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作为这些财政措施的经办人，桑弘羊坚决捍卫汉武帝的内外政策，就盐铁等政策的存废与贤良文学展开了激烈论辩。会议结束，朝廷仅罢去了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其他各项政策仍维持不变，但经济上官营政策有了一定收缩，这场会议中的贤良文学人士普遍得到了重用。

——摘编自陈启喆《盐铁会议和西汉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演变》

材料二   明洪武元年（1368年），统治了97年的元王朝被推翻，但残余势力仍旧盘踞北方，朝廷屯重兵于九边重镇，每年需要军粮250万石，给国家造成了较大的财政压力。 洪武三年，朱元璋采山西行省官员建议，令商人于大同仓交米1石，或于太原仓交米1石3斗，发给淮盐1小引（200斤）。 商人纳毕，就可以拿着发给的盐引前往指定的盐场领

取食盐售卖，此即所谓“开中法”。 同时规定，商人贩卖食盐，必须持有盐引，盐与引离，或伪造盐引，即以贩私论处，罪至死。 自此，民间贩盐事业迅速发展，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时期，全国产盐最多的两淮、两浙两个盐区，每年办大盐引（400斤）为 572 400 余引，约占全国盐引数的一半。

——摘自朱宗宙《明清时期盐业政策的演变与扬州盐商的兴衰》

材料一   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的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体现的是漠北地区的匈奴文化。考古人员在该墓地除发掘出大量反映匈奴游牧文化特征的器物外，还发现了五片大致可复原的铜镜残片，包括草叶纹镜残片、云雷纹地连弧纹镜残片、凤鸟或四叶纹镜残片、星云镜或草叶纹镜的外缘残片等，这些都是中原汉代铜镜的代表性图案。在伊沃尔加墓地出土的四枚五铢钱具有汉武帝时期五铢钱的特征。

材料二   陕西神木县大保当镇的东汉画像石墓葬群，位于古长城的北侧。大保当镇是汉人和南匈奴人交错居住的地区。从出土器物和画像石来看，该地的墓葬具有草原文化的突出特征，如大部分墓葬中都有狩猎的画面。大保当汉墓大致可分为六个区，每个分区应是一个单独的家族墓地。墓中发现的随葬器物有陶制的博山炉、灯、虎子等汉式生活用具，以及陶罐、陶壶、陶鼎、陶仓、陶灶、陶鸡、陶鸭等反映汉式生活方式的模型。墓中出土的钱币有250余枚，包括少数“半两”钱、“货泉”、“大泉五十”和大量的“五铢”钱。从衣饰看，大保当墓地既出土了中原冠带的带钩，也出土了北方民族常见的带扣、饰牌等物。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陈莉《考古学视野下两汉时期民族文化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