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董卓之乱后，北方动荡不定，出现了向外移民的第一次高潮，其迁徙方向有三：其一为由关中流入长江中游的荆、襄一带，其二是由中原流入东北和辽东；其三是由中原迁往江南。当时吴国大臣中，像吕蒙、张昭、周瑜、诸葛瑾等都是由北方避乱而来，占了吴国高官的一半以上。第二次移民高潮出现在西晋末年动乱之际。迁往地区有四川荆湘、山西、甘肃、辽东、江南等地，黄河中下游地区仍是人口流出之源。这次迁移许多为有组织之迁徙，组织者往往是豪强士族，以宗族乡党相联系，势力颇大。像东晋的苏峻，招徕百姓屯聚结垒，统领数百家泛海南渡，最后发展到拥兵万人；东晋之郗鉴，也是领千余家归于晋元帝。

材料二 东晋南朝时期，众多移民掀起了规模巨大的拓荒运动，原来废弃之地重新得到开垦，还围湖造田、占山立庄，耕地面积有很大增加。麦菽等北方作物开始在南方推广种植，旱地作物的区种法也开始推行。东晋时在曲阿（江苏丹阳）立新丰堰，乌程（浙江吴兴）筑荻塘，溉田千顷，勾章（浙江慈溪县西）修复汉时旧堰。这一时期，扬州发展成为冶铸的中心，建康有左右二冶，尚方有东西二冶，荆益二州的冶铸业也有相当规模。东晋南朝时已学会制作青瓷。瓷器已成为当时相当普遍的生活用具。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南方兴起了一批重要市镇。建康（今南京）是东晋南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长江下游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京口、山阴、寿阳、襄阳、江陵、成都、番禺等城市都相当繁荣，其中番禺是海外贸易中心，自南朝开始，有林邑、扶南以至天竺等南亚、东南亚各国前来通商，输入象牙、犀角、香料等，带走中国的丝织品、瓷器。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麟剑《人类经济万年史》

材料一

自东汉以来，匈奴、鲜卑等边疆民族大规模内迁。西晋末年，政治黑暗，汉族大量流向边远地区，从而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边疆民族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向中原地区展开更大规模的迁徙。晋室东渡，汉族大量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内迁各族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并以建大一统之功为己任，以华夏正统自居；在政治上逐渐由割据走向统一的同时，文化程度不断提高，大量汉人南迁，促进了汉族与南方各族的交融以及汉文化在南方地区的进一步发展。这些为后来隋唐更大规模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材料二

唐朝对待不同的民族问题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设立军事行政机构针对的是解决北方突厥、回纥民族问题，以及东北秣褐民族问题册封制度针对的是回纥、韩羁、南诏民族和亲政策针对的是缓和唐朝和吐蕃的关系。唐朝统治阶级能够从各个民族问题产生原因出发去解决或缓和矛盾，实行开明的政策，在总体原则上依然牢牢把握着“以和为主”这一政策尺度。

——摘编自马晓琳《浅析唐代民族政策的主要措施及其评价》

材料一   在两汉，江南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南朝时有稻、麦、黍、粟、菽、麻以及其他各种杂谷，它们与水稻交错播植。这一时期形成了江南稻作区、荆湘南川稻作区、汉中巴蜀稻作区、南阳盆地稻作区、淮南稻作区、交广和闽广稻作区。南朝时地方官多能注意兴修水利工程灌溉农田，水利工程星罗棋布。江南水田耕作，广泛使用铁犁和牛耕，通过深耕细作，宋时豫章郡的良田可达“一亩十斛”。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自晋氏流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

——据《宋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