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监督是督促全党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有力举措。有效开展政治监督，必须强调精准化，操作中细致精当，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

精准化开展政治监督，首先要抓住重点、聚焦关键，紧紧盯住重点人和重点事，聚焦重点岗位、重点领域、重要工作、重要环节，胸怀“两个大局”，紧扣“国之大者”，做到党中央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政治监督就重点监督什么。

精准化开展政治监督，就要构建狠抓整改的一整套监督闭环机制，做到从“解剖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切实取得净化政治生态、消除风险隐患、促进良性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效果。

精准化开展政治监督，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把推动问题整改贯穿始终。在“认真”二字上下功夫，必须以更加认真的态度把任务精准到点、责任落实到人。

结合材料，运用矛盾分析法，说明应如何精准化开展政治监督。

2023年8月，中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但受冷战思维和逆全球化行为的影响，使国际局势更加复杂，再加之国内各行业政策超预期收紧，消费更具不确定性，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整体稳定性。恢复和扩大消费事关发展大局，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统一部署，将释放消费潜能摆在优先位置，统筹好供给和需求、消费和投资、国内和国际等重大关系，实现发展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当然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是有差别的，我们还要结合地区和行业特点，绝不能回避矛盾和堵点，并有针对性地化解矛盾疏通堵点。

结合材料，运用矛盾的知识，分析新形势下释放消费潜力的有效之策。

10年来，得益于共建“一带一路”，印尼迈入“高铁时代”，老挝人民的铁路梦成为现实，马尔代夫有了跨海大桥，白俄罗斯有了自己的轿车制造业，非洲有了电气化铁路和轻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重焕生机，乌兹别克斯坦白内障患者重获光明，塞内加尔干旱地区的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用干净的饮用水……一个个幸福的故事，一幕幕感人的场景，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不断涌现，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越来越大，国际影响力、合作吸引力持续释放。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认为这是让全人类共同进步的倡议，助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促进跨大洲协力合作进入新时代。

结合材料，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的知识，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为何能实现大道相通、大道同行。

①先行区投石问路的方法包含着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②先行区投石问路的方法寓于可复制推广的经验中

③先行区坚持问题导向，善于分析矛盾，解决矛盾

④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对立统一

①将个体案件寓于同类案例的普遍性之中，破解司法难题

②为司法机关办理相关案件提供普遍指导，统一裁判尺度

③把握由普遍到特殊再到普遍的认识秩序，提升审判质效

④坚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促进司法进步

①个性寓于共性之中，并通过共性表现出来

②办事情要坚持共性和个性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③个例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共性经验的可靠性

④认识事物需要经历从普遍到特殊再到普遍的过程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各地区各部门统一的目标。各地要有“入山问樵、入水问渔”的智慧，也要有“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精准。既要遵循新质生产力的普遍规律和共同特征，又要充分考虑各地、各产业的实际情况，扬长避短、同中求异、互补发展，培育新动能、构筑新优势才能形成合力。要及时将各地成功的个性化探索上升为规律性认识，形成指导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益经验。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

材料—：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的重大命题，并身体力行地在各个时期广泛地开展调查研究，铸就了一个个调查研究与解决问题的光辉典范。

材料二：解剖式调研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总结提炼的调查研究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改革调查研究，多到矛盾问题集中的地方和部门去，深入基层、走进群众，体察实情、解剖麻雀，既深入研究具体问题，又善于综合各方面情况，在总体思路和全局工作上多动脑筋、多下功夫”。这为党员干部深入开展解剖式调研、通过调研从“解剖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从“管住当前事”向“管住长远事”拓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中国传统社会中，“调解”“说理”“评理”等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体现了中华民族“礼之用，和为贵”的理念，追求和谐、和平、和睦、祥和“礼治秩序”的社会理想。采取官府调解、官批民调、民间调解等方式消弭矛盾，把依法调解和依礼调解贯通在一起，实现“无讼”“息讼”“德化”与“和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不懈的追求。

20世纪60年代初，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70年代末，枫桥人率先在全国开展对“四类分子”评审“摘帽”工作，为全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枫桥干部群众积极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办法，有效促进了社会稳定；90年代末以来，针对经济发展中产生的矛盾，“枫桥经验”发源地创设了“四前四早工作法”“矛盾化解五分法”等，有效地就地预防和化解了矛盾。这些做法都体现了“评理”“说理”“调解”这种传统治理理念和方式在现代的运用和其与时俱进的创新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从乡村拓展到社区、网络等新空间，从社会治安领域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