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商代，王国为“国上之国”，属邦为“国中之国”，它们以王为“共主”而处于不平等的结构关系之中。也就是说，王国的“国上之国”的地位，不仅仅因为它位于中央地域，可称之为中央王国，更主要的是因为它乃王的本邦，是王用来支配其他属邦的基本力量，王的“天下共主”的地位决定了王国的“国上之国”的地位。而从属于王朝的邦国，不具有独立主权或者说是主权不完整。侯伯等属邦与后世郡县制下的行政机构或行政级别不同，不是一类。有一些商王朝的属邦是夏朝时即已存在的邦国，在商时它们并没有转换为商王朝的地方一级权力机构，它们臣服或服属于商王朝，只是使得该邦国的主权变得不完整，主权不能完全独立，但它们作为邦国的其他性能都是存在的，形成了王朝内的“国中之国”。也就是说，从属于王朝的属邦，以王为“共主”，受王的调遣和支配，但其内部并没有与王建立层层隶属关系，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独立性。

——摘编自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

材料二   西周分封制并不只是将宗族姻亲等组成的队伍分别分封到一片土地。分封制度是人口的再编组，每个封君受封的不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分领了不同的人群。西周的分封制在族群衍裂以组成新族群的意义，大于裂土封疆的意义。这一制度的出现及发展，正是前承殷商以“族”为社会构成分子得到阶级；新封的封国，因其与原居民的糅合，而成为地缘性的一个政治单位，遂逐渐演变为春秋的列国。因此，分封制下的诸侯，一方面保持宗族族群的特质，另一方面也顺势发展了地缘单位的政治特色。

——摘编自许倬云《西周史》

材料   商朝采用外服制处理与周围方国和部族的关系。那些服属于商朝的方国和部族，一方面需按照一定的时间向商王室进行朝贡，贡献本地的特产、珍宝等，以显示对商王室的臣服和尊崇；另一方面还需奉命征伐，在商王室的指令下参与军事行动，为商朝的稳定和扩张贡献力量。这些方国和部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服从商朝的统治，但是各自保持着自身的社会组织结构，有着自己的首领、制度和文化传统。有时候这些方国和部族也会与商朝处于战争状态，可能是利益冲突、对统治的不满或者外部势力的挑拨等原因。

西周通过大分封，周人的势力和影响得以迅速扩展至黄河下游、江淮流域以及长江以南广大区域。众多的诸侯被分封到各地，他们带着周人的文化、制度和技术，在新的领地建立统治，推动了当地的开发和发展。

——摘编自李天石《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一

因脱离氏族社会未远，商代尚未确立专制王权，神权在很大程度上凌驾于王权之上，表现出浓厚的神权政治的色彩。迄今为止，殷墟所发现的近15万片带字甲骨中，除极少数为商王室记事之用外，其余都是商人占卜鬼神的结果。在商代社会生活中，无一事不求之于占卜，一切依从占卜的结果而行事。 商族曾与彭、韦等众多方国结成联盟，伊尹、保衡、伊陟、巫咸等人都是诸方国的首领，同时又是当时的大巫，既代表方国势力，也代表神权。 各方国与担任方国联盟军事首领的商族各司其职，以实现方国联盟内部权力的均衡分配，维持联盟政体的存在。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商代，卜筮是当时人们沟通神灵的渠道，被认为代表鬼神意志，人们对卜筮绝对尊重，“各非敢违卜”。

————摘编自王奇伟《论商代的神权政治———兼论商代的国家政体》

材料二

周人建国后，对殷人的神权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改造。 周武王在《太誓》中对殷纣王的天命观作了激烈的批判，认为天命是根本不能依赖的，提出“天命靡常”的观念。在周人看来，人们无论如何祭祀上帝百神、先公先王，上天总是不可能完全顺从民众愿望的，在此基础上周人主张“天人合一”。 周人打破了殷人把神权高度集中在王室手中的局面，将祭祀的权力按不同的阶层分配到上至王公下至士的手中。 西周晚期以来，随着天神威信的下降，人们对天由怀疑到指责，由指责到诅咒。尤其在春秋时期，虽然仍有不少重神事而轻人事的现象，但一些政治上的实力派人士则重人事而轻神事，如晋国的叔向和子产都是这样的人物，“民”的地位与作用逐渐被置于天道与神权之上。

————摘编自王晖、吴海《论周代神权崇拜的演变与天人合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