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5—16世纪，大力推行殖民扩张的西葡两国注重运用在11世纪被重新发现的罗马法，以法律主张对尚未发现的近海岛屿享有管辖权、财产权。为此，教皇诏令大多只授予两国对殖民地的产权，并授予其对异教徒的城市、领地、自然资源等各类动产或不动产实施较高程度的管辖权。如西葡两国于1494年订立《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葡萄牙获得非洲、亚洲大部分“新发现”土地，西班牙取得美洲“新发现”土地（巴西除外）。1529年，西葡两国续订《萨拉戈萨条约》。这两个条约在教皇仲裁案的支持下，赋予西葡对非基督教土地的财产权，并排除其他欧洲国家基于“发现论”的主张

材料二   1496年，英王亨利七世效仿亚历山大六世教皇诏令，授权航海家卡伯特以英王名义征服并占有“新发现的”任何尚不属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土地。1584年，航海家吉尔伯特登陆纽芬兰群岛并以伊丽莎白女王颁发的皇家特许状宣告：“对今后发现的国家、土地……依照英格兰法律以‘完全产权’等方式处置。”“无主地论”和“有效占有论”取代“发现论”成为获得殖民地土地财产权的理论。如1606年，英王詹姆斯一世颁布特许状，第一次授予殖民者范围明确的土地，即规定弗吉尼亚公司有权取得詹姆斯河沿岸附近未被实际占有的区域，定居点100英里以内的土地、森林、沼泽及河流。弗吉尼亚公司成为当地“真正的主人和财产所有人”，而后陆续建设城堡、要塞、防御工事、城镇、村庄，任命治安法官、治安官及其他官员，设立市场、集市和交易所，并以英国法律治理当地事务。

——摘编自万立《近代早期的国际法理论与欧洲殖民帝国对殖民地的“财产化”》

材料一   “写史”是一项人类社会活动，女性写史的发展和社会变化休戚相关。19世纪末至20世纪早期的新史学时期是欧美女性写史的“高光时刻”，据表所述。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身于中产阶级或“寒门”的女性逐渐成为“独立”书写历史的主体。1850年之后出生的自立女性史家比例从50%上升到90%，她们的基本职业目标——经济独立——与男性史家并无显著差异。女性史学家首先受惠于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而社会意识的转变也为女性史家成长提供有利的氛围。据统计，在1800年以后出生的女性历史学家中，有将近一半的人参加过某种形式的女权主义活动。19世纪末，德国史学界的卡尔·兰普勒希特（KarlLamprecht，1856—1915）提出了对兰克史学的质疑，他为这场史学转向运动冠以“新”的字眼。这种开放性和民主化的史学转型趋向，给予女性史学家更多的发挥空间，女性在经济史、社会史等新学科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

——摘编自辇宏晔、周巩固《“他者”与“她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美女性写史的变迁》

材料   《塞尔登中国地图》长160厘米，宽96.5厘米，采用中国古代风景画手法，使用汉字标注，并采用上北下南方位，同时标识了欧洲风格的罗盘和比例尺条。图中明朝信息最为丰富，北京城、黄河、各省边界等都有详细描绘，但却仅位于地图左上部分，中国南海前所未有地占据了中央位置。地图展现了东亚和东南亚全貌，覆盖了西起印度洋、北抵日本海、东南达印尼中部诸岛的广大地区。该地图准确性较高，但它并非一幅中国传统的陆地舆图，而更可能是一幅航海路线图。这些航线以中国南部的泉州与漳州港为起点，形成一个网络，最远可达地图最西端的印度卡利卡特港，图中还标注了如何前往也门、阿曼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学者根据图中信息判定，该地图为明末中国人所绘。

该地图后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约翰·萨利斯获得，辗转落到了约翰·塞尔登（1584~1654）手中。塞尔登是英国律师、下议院议员、东方学家，是对波斯、阿拉伯以及中国的相关知识感兴趣的英国学者之一。在他那个年代，海洋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塞尔登比同时代的人更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正经历海洋变迁的时代，他主张海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由国家行使管辖权。在去世前夕，他将该地图捐赠给母校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塞尔登中国地图》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摘编自（加）卜正民著《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