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5～16世纪，大力推行殖民扩张的西葡两国注重运用在11世纪被重新发现的罗马法，以法律主张对尚未发现的近海岛屿享有管辖权、财产权。为此，并授予其对异教徒的城市、领地、自然资源等各类动产或不动产实施较高程度的管辖权。如西葡两国于1494年订立《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葡萄牙获得非洲、亚洲大部分“新发现”土地（巴西除外）。1529年，西葡两国续订《萨拉戈萨条约》。这两个条约在教皇仲裁案的支持下，并排除其他欧洲国家基于“发现论”的主张

材料二   1496年，英王亨利七世效仿亚历山大六世教皇诏令，授权航海家卡伯特以英王名义征服并占有“新发现的”任何尚不属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土地。1584年，英王詹姆斯一世颁布特许状，第一次授予殖民者范围明确的土地，定居点100英里以内的土地、森林、沼泽及河流。弗吉尼亚公司成为当地“真正的主人和财产所有人”，而后陆续建设城堡、要塞、防御工事、城镇、村庄，设立市场、集市和交易所，并以英国法律治理当地事务。

——摘编自万立《近代早期的国际法理论与欧洲殖民帝国对殖民地的“财产化”》

材料一   “写史”是一项人类社会活动，女性写史的发展和社会变化休戚相关。19世纪末至20世纪早期的新史学时期是欧美女性写史的“高光时刻”，据表所述。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身于中产阶级或“寒门”的女性逐渐成为“独立”书写历史的主体。1850年之后出生的自立女性史家比例从50%上升到90%，她们的基本职业目标——经济独立——与男性史家并无显著差异。女性史学家首先受惠于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而社会意识的转变也为女性史家成长提供有利的氛围。据统计，在1800年以后出生的女性历史学家中，有将近一半的人参加过某种形式的女权主义活动。19世纪末，德国史学界的卡尔·兰普勒希特（KarlLamprecht，1856—1915）提出了对兰克史学的质疑，他为这场史学转向运动冠以“新”的字眼。这种开放性和民主化的史学转型趋向，给予女性史学家更多的发挥空间，女性在经济史、社会史等新学科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

——摘编自辇宏晔、周巩固《“他者”与“她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美女性写史的变迁》

材料   《塞尔登中国地图》长160厘米，宽96.5厘米，采用中国古代风景画手法，使用汉字标注，并采用上北下南方位，同时标识了欧洲风格的罗盘和比例尺条。图中明朝信息最为丰富，北京城、黄河、各省边界等都有详细描绘，但却仅位于地图左上部分，中国南海前所未有地占据了中央位置。地图展现了东亚和东南亚全貌，覆盖了西起印度洋、北抵日本海、东南达印尼中部诸岛的广大地区。该地图准确性较高，但它并非一幅中国传统的陆地舆图，而更可能是一幅航海路线图。这些航线以中国南部的泉州与漳州港为起点，形成一个网络，最远可达地图最西端的印度卡利卡特港，图中还标注了如何前往也门、阿曼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学者根据图中信息判定，该地图为明末中国人所绘。

该地图后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约翰·萨利斯获得，辗转落到了约翰·塞尔登（1584~1654）手中。塞尔登是英国律师、下议院议员、东方学家，是对波斯、阿拉伯以及中国的相关知识感兴趣的英国学者之一。在他那个年代，海洋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塞尔登比同时代的人更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正经历海洋变迁的时代，他主张海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由国家行使管辖权。在去世前夕，他将该地图捐赠给母校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塞尔登中国地图》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摘编自（加）卜正民著《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