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61年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理因条约而产生的各种事务。又设同文馆，教授外国语言，不久其他类似的学馆也开设于各通商口岸。轮船招商局设立于1872年。开平煤矿始于1876年。……自强运动表示着一种意志简单的目的：中国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军事力量而已。纵有对他们的批评，也并不苛刻，可是运动本身范围如是窄狭，也就无从达到预期效果。

——摘编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二  甲午以后，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制，变法运动无疑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

——摘编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等到自强、变法……都失败了，国人然后注意到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国救民的革命方案，即三民主义。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西洋尚且未实现，以落伍的中国，外受强邻的压迫，内部又满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时推行三民主义呢？这岂不是偏于理想吗？……其实中山先生充分的顾到了这层困难。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同盟会的宣言的下半说明革命应分军法、约法、宪法三个时期，就是以后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

——摘编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洋务派官僚因此逐渐感到，要想继续举办和维持军事工业，实现所谓“自强”，必须同时发展民用工业以“求富”， 即李鸿章所归纳的“必先富而后能强”。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上

材料二

康有为汲取了今文经学“变易”的哲学思想，糅合了“三统”“三世”学说，指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指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有序不乱地向前发展，强调中国由据乱世进入升平世的必然性。

——徐绍清《论戊戌思潮的发生与近代思想解放》

梁启超与“新史学”

材料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修史的传统。以《史记》《汉书》等为代表的二十四史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书写典范，塑造了中国传统史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人历史观念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代，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观进行了彻底颠覆。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

——摘编自梁启超《新史学》(1900年)

中国二十四史，以一朝为一史。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也。 就其事变之著大而有影响於社会者，各以己意约举而分之，以便读者。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

——摘编自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年)

梁氏“新史学”未能解决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史家的世界视野与本土情怀之间的张力问题。梁启超醉心于“历史”的“公理公例”，甚至套用欧洲历史经验对中国历史作出“脸谱化”评判。……梁启超所援引的文明进步、社会进化观念，其实与真正的历史规律还有相当距离。

——摘编自李恭忠《梁启超的“中国史”自觉及其限度》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人用条约制度把古老的中国社会拖出了旧轨。在这个过程里出现的西学东渐，使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了与惯见稔熟之物不同的另一种东西。由此产生的比较，与中华民族在磨难中的苦痛交织在一起，但又以近代的欧西映衬中世纪中国，显示了先进与落后的不同。这种矛盾，曾使每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忧时之士在抵拒侵逼的同时又不能不以彼律己，省察自身，于是而有历时久远的中西之争和每一代人择取西学的不同命题。

——摘编自杨国强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材料二   欧战后很多中国人几乎形成一种共识—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故“新文明”“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新人”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新文化”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名词之一、且几乎可以涵盖上述其他所有名词。五四学生运动之后，蔡元培就希望全国学生要担起“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的责任。有人甚至认为“要救济今日社会无限的危险，增进将来社会无限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化，不能不创造新文化”。或正是看到了“文化运动”与“创造新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有人开始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稍后更有人总结“创造新文化，传播新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

——摘编自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

材料一   农具的西洋化倾向在洋务运动时就开始了。最先明确倡导西式农业机械者，是思想家冯桂芬。他在1861年撰写了《校邠庐抗议》，谈到“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今欲采西学……如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1877年，张德彝出使英国，接见英国制造耕田机器的工匠郎茀娄，郎氏展现耕田机器的图纸：“各有铁轮关键，而皆驾之以马，可代十数人之力。”张德彝认为“可谓巧夺天工矣”。维新政论家王韬多年游历英国、日本，于1883年提出建议，以京师为首的北方官地，“或济之以西国机器水火二气之力，务使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

材料二   北洋政府时期，中央设农商部、省级设实业厅、各县设劝业所，颁布农业法规，指导农业经济和农具改良。1913年，王章昺在《农具篇》中说，“泰西诸国农具，讲求器械，一人能力可兼数十百人。吾华号称农国，却以农具不精，农业日惰，处此人类竞争，天择物竞之时”，“倘不及时改弦更张以利农者利国，则民生国计之前途宁复堪问哉”，将改革农具和采用西方机械上升到中国在世界能否生存的高度。1927年到1937年，从中央到县都设立了相应的农业管理机构、农业试验机关。留学欧美的学者也更多归国，投入经济行政、农业教育和乡村建设之中。1944年，农业经济学家曲直生指出：“育种防腐病虫害各工作，今年已有相当成绩……惟农具问题，至今仍属停滞不进。”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金铮《机械与机械化：近代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共识及忧虑》

材料一：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仁”最扼要的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达到“仁”的途径是“克己复礼”，即通过对自己的控制和约束以提高道德水平，从而符合“礼”的要求。孔子将“仁”看作道德的最高标准，他希望重塑统治者“为政以德”，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以身作则，通过道德感化改善政治，而不是一味使用暴力和刑罚。孔子对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的变革、动荡形势感到不满，期望恢复西周的礼乐政治。

——摘编自张机《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材料三：说它是失败了，这同前面所说的是不是自相矛盾？不是。这次革命并没有达到它所预期的目标。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支配地位没有受到削弱，在农村没有出现一场社会大变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革命的果实又落到旧势力的代表袁世凯手里。

——摘编自雷颐《“中国农村派”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

材料

    近代中国接触的西洋“除了强大的武力，尚有别具一格的政治组织、经济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国的藩篱为之突破，立国基础为之震撼”。面对这“旷古未有的变局”，中国“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等

围绕材料，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具体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