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同中央一样，地方上也存在着多种途径的司法行政。这主要存在于京畿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京畿“内奉京师，外表诸夏”，有着特殊的地位。历代在京畿设官分职，其权限和级别都高于其他地方。京畿地区的司法工作由首都各级行政长官负责，除处理本地区的诉讼之外，在一般情况下，“凡中都之狱，皆受听焉。小事则专决，大事则禀奏”，直接对皇帝或中央司法机关负责。中央的司法机关也兼管京畿的一部分司法工作。京城的治安机构一直多于地方，而这些治安机构都有兼理词讼的职责。此外，在京的中央机关，包括各部、院、寺监、府、侍从、警卫等机构，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也拥有与本部门有关的司法权。因此，京畿地区的司法行政总是多途并存。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不是地处“蛮荒”，就是该民族上层人士占统治地位。地处“蛮荒”者，有都护府、羁縻府、州或土官的设置，司法审判大多是“汉人用汉法，夷人用夷法”。而少数民族占主要地位时，各地方大都保留着本民族原有的行政体系，因此在司法审判上也与其他地区不同。如金代的猛安谋克制、清代的八旗等，在地方上与州县并存，又有各自的系统，并拥有相对独立的司法审判权。在这种情况下，凡涉及本民族的诉讼则自理，而事涉地方的则与地方长官会审，不同人犯采取不同的处置方法。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   秦灭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从“地方分权”演进为“干强枝弱”的中央集权制。自此，强化中央集权成为总的趋势，“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成为共识或常识。

——摘编自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

材料二   《公羊传·隐公元年》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秦统一六国后，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等，“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大一统”理念深入人心。到秦汉时期，在相关制度支撑下，“大一统”和“华夷一体”已成为一种政治理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

——摘编自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材料三   宋太祖、宋太宗为解决五代以来“方镇太重，君弱臣强”问题，将方镇的兵权、财权、司法权等收归朝廷。元代创立的行省制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行省作为流动的中央政府管理地方的机构，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明太祖朱元璋废止已延续近两千年的宰相制度，明成祖朱棣设立内阁制度。清朝雍正帝创设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军机处，推行“密折奏事”制度，将内阁架空。皇帝大权独揽，以防止权臣“上下蒙蔽”。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   廷议，又称集议。集议是中国古代朝廷商讨政事的一种形式，最早萌芽于       时期。《尚书·周官》中有“议事以制，政乃不迷”。集议制度在唐朝时期进一步完善，《唐六典》中记 载：“议，谓朝之疑事。下公卿议，理有 异同，奏而裁之。”唐朝还设立了都堂集议制，每逢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以示慎刑。唐代的内政、外交等大事也多 采取集议方式进行决策。为了便于宰相集议军国大事，唐初在门下省设立政事堂，高宗时期将其迁至中书省，唐代还在尚书省举行不定期、不定人员的百官会议。

——摘编自曹毅《中国古代君权制约的理论与实践》

材料二   宋代廷议制度有了更详尽的规定，设置了廷议的固定场所，参加者的排班程式固定化，廷议的议程实现程式化，设有掌管廷议的监议御史。《宋会要辑稿》载：“宋初，刑政典礼之事，当集议者，先下诏都省，省吏以告当议之官，悉集都堂。”仁宗时，段少连说：“国家每有体大之事，必集群官议于尚书省。”

——摘编自林乾《论中国古代廷议制度对君权的制约》

材料三   明朝的廷议制度和程序进一步明确，议题更加集中。清代廷议多讨论军国大事，如雍正五年(1727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发动叛乱。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雍正帝乃“命廷臣集议”，决定出兵平叛。廷议之权在君主，没有君主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召集大臣廷议，而且廷议的结果也是由君主最后作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