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史料二　清朝一改明代与各教派首领等距离联系的政策，选择了“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基本政策。……清初面对统一全国的诸多严峻形势，承认了蒙古固始汗与五世达赖联合治理西藏的事实。1721年春，清政府分析当时形势，反思“以蒙治藏”的政策后，改革西藏行政体制，采取噶伦（藏语音译，意为发布命令的官员）共同掌政的制度。噶伦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联合掌权。从此清朝中央政府不再在西藏册封蒙古汗王掌政。……随着噶伦制的推行，清政府逐渐认识到，设置诸多噶伦，易造成彼此间权力之争。……清政府于1751颁行《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首次正式规定了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清政府又于1727年（雍正五年）派内阁大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驻扎西藏，派驻藏大臣遂成定制。……乾隆时期又实行金瓶掣签制度，将转世灵童的认定置于驻藏大臣的监督之下。……1718年至1720年间，清军兵分两路入藏，驱逐准噶尔。随后清政府留军两千驻防。1721年再由云南、四川各调500名兵丁入藏。

——摘编自曹利华《明清两朝之治藏政策及其历史必然性》

材料一   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月，工部等衙门议复古北口长城，总兵官蔡元上疏，请求整修古北口一带残破的长城，康熙就此事发表了他的长城观：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摘自徐永清《长城简史》

材料二   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其文化价值不是长城修筑者的主观意愿，而是历史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动态的历史场域中，长城本身的物质形态会改变，长城的价值超越了历史长时段并不断被赋予新认知，也因视角和价值取向不同，不同时代对于不同人群而言，在古代、近代乃至新中国建立之后不同的历史时期，长城的象征意义和价值有所不同。

——摘编自付瑞红《长城文化价值的“命运共同体”意涵与展示路径》

材料   清军入关前，有专门处理蒙古事务的“蒙古衙门”。后更名为理藩院，就是处理藩部(包括边疆民族和周边部分国家)问题的政府部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清廷修订《理藩院则例》，适用于边疆各个民族和地区。《理藩院则例》源于《蒙古律例》，而《蒙古律例》又是清朝先后颁行于蒙古的《盛京定例》《蒙古律书》《蒙古例》等法令的最后修订本。乾隆六年(1741)，《蒙古律例》告成。尔后，又多次增补修订，至乾隆五十四年律例条文已有209条。嘉庆十六年(1811)，清廷在理藩院设立“则例纂修馆”，在增补刊 印《蒙古律例》的同时制定《理藩院则例》。《理藩院则例》的编修，虽然是在《蒙古律例》的基础上增补的，但大部分内容是根据边疆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的情况而编修的。《理藩院则例》的制定是清朝在边疆地区的正式立法，用国家颁布的法律来约束各个民族地区，达到国家法制的统一。

——摘编自郭成康《康乾盛世历史报告》

材料一   女真（后满族）人散布于我国的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明王朝在东北地区设立了羁縻卫所来管理当地女真部落，任用女真人为地方官，通过“以夷制夷”的方式管理和统治女真族地区。明王朝在东北地区推行朝贡制度化，给予女真人进京朝贡的凭证，加强了对女真族地区的控制和管理。此外，明王朝采取征讨与招抚相结合的手段，设立了地方最高政权机构——奴儿干都司，将东北地区纳入明朝版图。从辽东都司到奴儿干都司，明政府设置了45个驿站以传达政令。明政府还在吉林设造船厂制造巨船，以运载巡视奴儿干地区的士兵和军粮，从而加强了奴儿干地区与内地的水陆交通联系。

——摘编自夏曾佑《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1691年，康熙帝举行多伦会盟，规定：依49旗例编族，分左中右三路，设盟，实行盟旗制度。此次会盟，进一步密切了蒙古同中央政府间的关系，加强了北部边疆的防御力量。准噶尔部叛乱陆续被平定后，大小和卓兄弟纠集其他各部的维吾尔族上层分子于1757年发动暴乱，清政府迅速平定并在喀什噶尔等地分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率兵驻守，皆统属于伊犁将军，加强了对天山南路的统治。清朝自东而西逐渐收揽漠南蒙古，将蒙古壮丁编入满蒙八旗。清朝皇室与漠南蒙古的贵族，联姻不断，满、蒙之百年婚姻纽带，巩固了清朝皇室对蒙古地区的控制。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一 我国家建都燕京，三面邻虏，防边大计，视古加详。自东至西，绵亘万里，曰辽东，曰蓟镇，曰宣府，曰大同，曰三关，曰延绥，曰宁夏，曰甘肃，曰固原，此九边形胜大略也。每边各设重兵，统以大将，辅以偏裨，监以宪臣，镇以开府，联以总督。无事则画地防守，有事则犄角为接，地形、兵力可谓备且周矣。

——（明）章潢《图书编·统论九边》

材料二 与明代相比，关隘在清代的军事防御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如长城一带的杀虎口被称为西口，张家口被称为东口，成为内陆百姓前往塞北地区的必经之地。居庸关则由长城雄关变成了“燕京八景”之一、明清时代是商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官府对关税的征收更成为国赋收入的重要来源。海关一词的出现，显然是传统时代关隘意义的拓展。

——摘自王双怀、董海鹏《中国古代关隘及其地理分布》

材料一

秦朝形势图

公元前221年灭掉六国后，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伐匈奴夺取了河套地区，设九原郡，并迁内地3万户到当地屯垦。又在原秦、赵、燕三国修筑的长城的基础上，修葺、增补、新筑，建成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

——据人民教育出版社《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1必修教师教学用书》等

材料二

明代长城建设同北边局势密切相关，东自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主要防御对象为鞑靼、瓦剌、吐鲁番等。明清鼎革之后，康熙帝在漠北蒙古归附之后曾提到：“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较长城更为坚固也。”随着嘉峪关以西地区逐步纳入清朝统治，内地人民相继出关赴安西和新疆地区谋生定居，嘉峪关成为内地通往新疆的要道，清朝管理内地同新疆贸易的依托，以及管理西北藩部及外国朝贡使者的首要之区。

——据邓涛《延续与变革——清代嘉峪关长城功能辨析》

材料三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田汉《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