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意大利“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在1345年别出心裁地给古代罗马演说家、政治家西塞罗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您一定希望我跟您说说罗马和罗马共和国的情况吧，诸如现在的城市和国家面貌怎样，社会和谐程度如何，哪个市民阶层在执掌政权，掌权者是谁以及掌权者靠什么思想来治理国家……对于以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和与之相似的一些问题的答案，我想您一定不会愿意知道。您对祖国的忠心和热爱，以及您为了祖国宁愿舍弃自身性命的精神，使我明白，您一定不愿知道国家现在的样子……相信我，西塞罗，如果您知道我们今天的状况，您会哭的，无论您身处天堂的第几层，亦或是厄瑞玻斯暗界，您都会哭的。”

——摘编自《教师教学用书》《中外历史纲要》（下）

材料二启蒙运动时期两位思想家著作目录的摘录

材料一   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西学东渐”近代科学的传入……为思想界注入崭新的时代气息。明清之际，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反映手工业、商品经济发展，代表新兴市民阶级利益，重科学、讲实际，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一股要求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潮。

——晁福林《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人人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而不论其出身。人们应自由订立社会契约，组成国家社会中应有“共同意志”，人人遵守。社会契约就是共同意志的体现，代表所有人的权利与自由。这是至高无上的人民主权，不可侵犯，不得转让，不受限制，不准分割。为维护这一主权，必须使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包括立法、司法、守法、受法律保护各受法律制裁各方面的平等，政府官员只是人民委派的工作人员，不享有主权，随着政府职位诱惑力的加大，人民应采取更有力的监督手段，人们在行使自由权时，绝不允许损害他人的自由，否则他自身也就不自由了，这时，共同意志就要通过法律手段制裁他，“强迫他自由”。

——卢梭《社会契约论》

材料三   （五四运动）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政治斗争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材料一   18世纪，伏尔泰、狄德罗等人自称为哲人。同时期，反对哲人的人自称“反哲人”。“反哲人”中既有纯粹的虔诚传统的代表，也有因循传统的保守派人士，还有想煽动冲突并火中取栗以获取物质或象征性好处的人。他们认为，哲人“既颠覆王座，也颠覆祭坛”，对启蒙运动展开持久的抵制，形成了反启蒙运动。

——摘编自石芳《从“伪君子”到“阴谋家”——反启蒙运动塑造的启蒙哲人形象》等

材料二   哲人与“反哲人”并非如字面上这样明确对立。由于信念上的分歧或利害关系，部分“反哲人”与哲人存在巨大的妥协空间。如，弗雷隆在诸多政治、财税、社会问题上的看法与伏尔泰非常接近，以至于被视为一个反伏尔泰的伏尔泰主义者；帕里索尖锐抨击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成员，却始终崇拜伏尔泰。

——摘编自石芳《反启蒙运动的两种研究范式——反启蒙思想与反哲学运动》等

材料三   “反启蒙运动”这个概念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但如果就此预先假定“启蒙运动”是一个独一的、和谐的整体，而“反启蒙运动”就成为其立场观念一致的对立面，就意味着，抹去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色彩。众多“启蒙思想家”根本就没有两个人在观点上绝对一致，甚至有些人能否被称为“启蒙思想家”都存在尖锐争议。如，卢梭被一些人奉为伟大的启蒙哲人的同时，又被另一些人说成是“反启蒙”的先驱。启蒙运动异常复杂，并不存在界限分明的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

——摘编自高毅《浅论启蒙运动的内在紧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