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太宗）曰：“自古突厥与中国更有盛衰。……至汉、晋之君，逮于隋代，不使兵士素习千戈，突厥来侵，莫能抗御，致遗中国生民涂炭于寇手。我个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底使汝斗浅，亦望汝前无横数。”

——《旧唐书·太宗纪上》

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勤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

——《旧唐书·李勤传》

材料一   《汉书·西域传》称：“是岁，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也。乃因使吉（郑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其大意为骑都尉郑吉被任命为首任西域都护，在“护鄯善以西南道”基础上“并护车师以西北道”，即总护西域三十六国，具有双重职责。

——摘编自王瑟《九十年探寻，勾勒西域都护府两千年真貌》等

材料二   自西汉开始，中央政府保留西域各地原有的政权建制，由西域都护代表中央政府直接行使对西域诸国国王和官吏的册封、任命、升迁、降免、处罚等权利，并为其颁发印绶。据《汉书·西域传》载，西域都护统辖西域四十八国，西域诸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共有376人。

——摘编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新疆历史我知道——两汉时期的西域》

材料三   唐代西域治理虽然较汉代明显加强，但是在长时段内（7世纪初至8世纪末叶）呈现兴废交替的不稳定状态，唐初所经历的安西都护府的三置三弃即突出表现。至清代，汉魏晋乃至唐五代那种西北陆疆周边部族政权林立或频繁代兴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无论是族群还是族群文化都处于一个近代意义民族形成前的大整合阶段，西域治理长期处于一种以相对和平稳定的族群关系与施治环境为主的状态。

——摘编自白京兰《常与变：唐、清西域治理之比较》

材料一   古代的中国“国家安全”是对“天子统治”之下的国土和政体形态而言的。先秦时期，在边陲之地，均设师戍守，设界立关，秦汉以来，西北地区的玉门关、函谷关，西南地区的灵关，岭南地区的横浦关等均在国家战略防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尚书·禹贡》定“五服”，以中国为中心，由内而外的华夷秩序形成了早期中国的国家安全屏障模式；唐代列置州县，设置“都护之职，掌抚慰诸藩，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贰”，使得国家版图空前扩大，国家安全也得到了空前保障。……此外，“移民实边”、军屯“安国”思想也是历朝历代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措施，从秦代到清初莫不如此，保障了近代多民族国家最终形成前的整体国家安全。

——摘编自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论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流变与转型》

材料二   左宗棠主张海防和塞防并举。他建造福州船政局，注重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技工，强化东南沿海水师，十分重视沿海战略要地的军事防备。在收复新疆后，左宗棠加强了西北地区的军事防务，创办了兰州制造局和甘肃织呢局。他力主援越抗法，希望打破法国侵吞我国资源的企图。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宣称“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目的是保卫国家任何一寸领土，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从而维护国家的安全。

——摘编自李风《左宗棠的国家安全思想及其现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