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刘知几（661—721）是唐高宗时期的史官，在他的作品《史通》中，他提出“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史家著史也是受社会环境制约的，春秋时期“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史书必然“多有阙如”；汉代“普天率土”“远近无隔”，史料丰富，史书内容也就“倍增于春秋”。他批评有的史家“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方异？”在《疑古》篇中，他指出“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他还批评司马迁的《史记》“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认为其“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后世很多史家认为，刘知几的历史观有其复杂性和矛盾性。

——摘编自聂中庆《略论刘知几的历史观》

材料二   民国成立以前的史学界，学者们依然走着过去的大路，对历代正史加以补做或改作；民国成立之后的史学，方向更多，大要言之，除继承前期的成绩，加以发展外，又多出：一、考古学和史前史的研究，二、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的研究，三、敦煌学的研究，四、小说、戏曲、俗文学的研究，五、古史的研究，六、社会史的研究。后期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贡献，新的考据论文，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难物史观”输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第四是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第五是新文学运动的兴起。

——摘编自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1945年）

材料一   19世纪70年代，海洋战略开始被清政府真正提上议程，当时以李鸿章为代表的部分士大夫指出：“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客观上促进了清政府对海洋的认知，海防战略也由此确立下来。19世纪80年代，北洋舰队成军标志着当时海防战略的实施。与此同时，清政府还积极利用国际法来维护海疆权益。如1875年日本兵船因在朝鲜海域非法测量，而遭到炮击，面对日本公使的责难，李鸿章则对以：“查万国公海近岸十里之地，即属本国境地。日本既未与通商，本不应前往测量。高丽开炮有因。”

——摘编自胡林梅文绪武《中国近代海洋安全与发展路径嬗变及新时代的创新》

材料二

——摘编自王琪曹文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海洋战略变迁的制度逻辑》

材料一  从1950年至1955年，中国从苏联总共取得11笔贷款，总价值为12.74亿新卢布。利用苏联的贷款，中国购买到大量经济建设所急需的物资与设备，最后落实引进了150多项工业建设项目，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工业体系残缺不全的状况，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瑞典、丹麦、瑞士、芬兰于1950年即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芬兰于1952年同中国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这一时期中国也大力开展与广大亚非国家的经贸活动，如在1952年与斯里兰卡开展大米换橡胶的贸易，1956年与巴基斯坦签订煤炭换棉花的贸易合同，1956年与印尼签订价值1200万英镑的易货贸易协议，1957年还跟阿富汗签订了两国间第一个贸易协定，等等。1957年中国首次举办广交会，与有意愿跟中国做生意的国家广泛开展贸易洽谈活动。

——摘编自彭波新《新中国70年外贸发展：从小兔到大象》

材料二  1978年之后，进出口规模扩张带动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2007年，中国出口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剔除汇率等因素，当年出口实际排名世界第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出口规模持续快速扩大，促使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79—2018年，中国累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20316亿美元。另据商务部统计，自1980年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以来，截至2018年，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约96万家。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角色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由产业转移承接国转向资本双向流动的国家。中国境外投资增长迅速，企业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1978年之后，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日益活跃，地位明显提升。一方面，中国主动参与WTO改革，坚定维护多边体制并倡导贸易投资自由化；另一方面，顺应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积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摘编自杨丹辉《新中国70年对外贸易的成就、经验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