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刘知几（661—721）是唐高宗时期的史官，在他的作品《史通》中，他提出“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史家著史也是受社会环境制约的，春秋时期“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史书必然“多有阙如”；汉代“普天率土”“远近无隔”，史料丰富，史书内容也就“倍增于春秋”。他批评有的史家“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方异？”在《疑古》篇中，他指出“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他还批评司马迁的《史记》“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认为其“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后世很多史家认为，刘知几的历史观有其复杂性和矛盾性。
——摘编自聂中庆《略论刘知几的历史观》
材料二 民国成立以前的史学界，学者们依然走着过去的大路，对历代正史加以补做或改作；民国成立之后的史学，方向更多，大要言之，除继承前期的成绩，加以发展外，又多出：一、考古学和史前史的研究，二、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的研究，三、敦煌学的研究，四、小说、戏曲、俗文学的研究，五、古史的研究，六、社会史的研究。后期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贡献，新的考据论文，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难物史观”输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第四是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第五是新文学运动的兴起。
——摘编自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19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