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棉花历史大事记十二世纪，欧洲的意大利开始种植棉花；1125年，十字军东侵后原棉进口到西欧。

十四世纪，棉花已经在中国广泛种植；1375年前后，德意志南部棉花产业形成。

1497年，达·伽马到达印度；1600年，印度东印度公司成立；1607年，英国建立弗吉尼亚殖民地。

1500—1760年间，大约500万非洲奴隶贩卖到了美洲1750年，中国的棉花产量约15亿磅，仅次于印度占世界第二。

1760年，英国出口的棉布占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到18世纪末比例增加到三分之二。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

1812年，利物浦出现棉花期货交易，英国成为世界棉花网络中心，至1815年，约1.5亿英镑的棉纺织品出口。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1856年，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棉花价格暴政，引发全球性恐慌。

1920年，日本进口棉花超过10亿磅，主要从印度和美国进口。

二十世纪60年代，大多数原棉出自亚洲和苏联。

二十世纪末，中国成为世界棉纺织业中心。

——摘编自（美）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

请阅读上述关于棉花产业的历史大事记，提取关联信息，自拟论题，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

材料一   葡西殖民者围绕中国的商品开辟了商业航线，中国的出口商品以生丝和丝织品为主，而进口的只有少量香料之类的商品。由于出现这种结构性的贸易逆差，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成为当时全球经济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于是，中国江南丝织业市镇进一步发展，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加速形成，白银货币化的进程也随之开始。

——摘编自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和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

材料二   五口通商后，长江中下游城市取代广州成为全国的外贸重心，江南作为上海的腹地，刺激了江南农村以外贸为目的商品生产的发展，丝茶出口增长，相关的手工业勃兴。随着上海、宁波等近代工业大都市兴起并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对周边农村地区形成极大的向心力。中外工业资本不断渗入乡间，一方面都市工业部门不断吸引农村人口，另一方面中小型加工企业扩散到农村市镇，把工业主义的触角直接伸向农村。在江南专业经济区域，最多的是机器缫丝厂和棉纺织厂。江南市镇并未超越传统形态，而是处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呈现出经济上的“半截子”近代化和社会上的“二元结构”特征。

——摘编自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

材料三   长三角城市群拥有“外通大洋，内联深广腹地”的优越自然区位和便捷的交通条件，是连接内陆腹地和国际市场的枢纽；长三角城市群国际化程度高，在市场化为主导的企业合作、港口联盟、创新协同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区域合作经验；长江文化异彩纷呈，自古以来开放进取，主动吸取优秀的外来文化，辐射内陆，走向海洋；改革开放后又率先实现从封闭型农业社会向开放型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时至今日，长江流域仍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纽带，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将发挥独特的优势作用。

——摘编自郁鸿胜《贯通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时，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并对立的时期。当时中国出于经济建设、外交便利及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上也必然趋附于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此外，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处的环境跟苏联成立时相似，而且苏联的工业化模式使苏联迅速地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强大的工业国。

——摘编自林捷燕、杨近平《新中国“一五”计划的工业强国梦探讨》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我国的工业化道路转变，国家扶持轻工业，调整和改造重工业，增强重工业为轻工业服务的功能。轻工业的迅速增长，使经济繁荣，消费品市场丰富，工业发展也更加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带动了农村的工业化，1996年，全国乡镇企业数量已由1980年的75.8万个增加到756.4万个。国家不断扩大开放，积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鼓励出口贸易。通过改革开放，发展了一批“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

——摘编自刘欣《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材料一：唐朝统治者处理当时国际关系时，贯彻儒家“平天下”与“协和万邦”理想，唐太宗要“四海一家”，唐玄宗则要“存至公之道，永协和平之义”。在和平共存之指导下，唐朝与周边和平交往，“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此丰足，皆有便宜”。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甲午战后，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开始。这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20世纪50年代后期，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对抗的不利局面，中国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思想。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等国家的反帝反殖民主义，同非洲很多国家加强政治经济合作；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同西欧和日本的关系，终于在60年代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的一个缺口。……世纪之交，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等一幅更多中国元素、更广合作维度、更深互动与融合的壮丽图景开始浮现，中国逐步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

——熊雷《新中国外交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