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朝统治者处理当时国际关系时,贯彻儒家“平天下”与“协和万邦”理想,唐太宗要“四海一家”,唐玄宗则要“存至公之道,永协和平之义”。在和平共存之指导下,唐朝与周边和平交往,“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此丰足,皆有便宜”。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甲午战后,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开始。这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20世纪50年代后期,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对抗的不利局面,中国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思想。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等国家的反帝反殖民主义,同非洲很多国家加强政治经济合作;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同西欧和日本的关系,终于在60年代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的一个缺口。……世纪之交,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等一幅更多中国元素、更广合作维度、更深互动与融合的壮丽图景开始浮现,中国逐步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
——熊雷《新中国外交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