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南京条约》中文本第十款规定：各通商口岸“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英文本则表述为：“His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o establish at all the Ports···a fair and regular Tariff of Export and Import Customs and other Dues，which Tariff shall be public|y notified and promulgated for general information”直译为现代汉语当为：“中国皇帝陛下同意在所有通商口岸制定一部公平的、正式的进出口关税和其他费用的则例，该则例将公开颁布。”据此，清政府只需制定一部“公平”的关税则例即可。其制定权和公布权完全属于清政府。
《南京条约》签订后第三天，奉道光帝谕旨，耆英给璞鼎查发出一份照会，提出了十二项交涉内容，试图挽回一些“天朝”的利益。但从中我们找不到能挽回利益之处，反潜藏着对中国利益的极大损害。如《南京条约》对司法管辖权问题本无任何规定，耆英却将治外法权主动拱手予英方；再如本属清朝可自行决定的关税问题，耆英却拿去与英方交涉，璞鼎查明知耆英此举违反了《南京条约》，但他没有正面拒绝，反诱之谈判。谈判的结果，与英方议定的“五口通商章程”，将26类货物税率用两国协定的方式规定下来，清政府实际上丧失了单独改变税率的权力，但并无明文规定以后税率的变更要与英国协商。1843年，中美《望厦条约》第二款称：“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变更，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根据片面最惠国条款，英方也获得了这一权利。
——改编自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