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夏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藩汉杂处”的西北各族经过二百年长期自然同化，不断冲突融合中，西夏逐步统一西北的大部分地区。在农业上，西夏逐步采用汉族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普遍使用牛耕并重视和发展水利灌溉，不断开垦荒地，储存了大量粮食。此外，西夏与宋朝之间一直存在经济与文化交流。经济交流的主要方式是：定期朝贡；设立榷场；设置和市；非法窃市（走私）。文化交流中，自宋输入西夏的计有佛经、九经、宋历、时服等。西夏输入宋的为数不多，偏重于物质文明，如神臂弓、西夏宝剑等。西夏在文教方面也做了富有成效的努力，如兴学校、设蕃学和汉学、发展科举、振兴文教等，对于提高西夏境内各族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穆鸿利《论西夏立国及其在中外历史上的地位》

材料二   辽宋夏金元文化通过陆路、海路向世界传播，对世界的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闻名世界的中国四大发明正是在这一时期传播到世界各地的。造纸术是在此前的公元8世纪即已传到了阿拉伯，12世纪传到了欧洲；印刷术包括西夏的活字印刷在12世纪传到埃及，14世纪末传到了欧洲；指南针于12世纪传到阿拉伯，以后又传到欧洲；火药在13世纪末传入欧洲。此外中国的医药、文化典籍和文化用品在朝鲜、日本等国广为流传，亚洲各国也派人来中国学习文化和技术。与此同时，阿拉伯的、波斯的、欧洲的、南亚的、东南亚及东北亚的优秀文化也不断地传入中国。

——穆鸿利《论西夏立国及其在中外历史上的地位》

材料：郑樵(1104－1162)早年曾立志“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由于北方金兵在攻破北宋京都时抢走了宋朝廷的三馆四库图书，所以郑樵决心以布衣学者的身份，在夹漈山为南宋朝廷著一部集天下书为一书的大通史。经过数年的艰苦劳动，初步写出了这部长达200卷、600多万字的史学巨著《通志》初稿。他认为“农圃人”只能认识田野里的植物，但不明诗书之旨；“儒生”通诗书之旨，却是不认识田野里的东西，因此两者必须结合起来。在治学上，郑樵主张要有独断之学的精神，不能只是一味因袭前人的说法而毫无创新。郑樵的史学思想多数通过史学批评表述出来。《总序》开篇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的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学术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自己的批评是为了“开学者见识之门户”，是要打破当时学术界中“经既苟且，史又荒唐”的局面。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苏天爵（1294-1352年），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元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其父亲以吏起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苏天爵自幼博览群书，史学、文学功底深厚。1331年，苏天爵首次任监察官，奉命到湖北道虑囚，重新审查狱中囚犯的罪状。他行程数千里，复审狱囚达数百人之多，经过他的认真复查，数百起错案、冤案得以纠正。1332年，苏天爵任中央御史台监察御史。他上疏奏章多达45本，直陈官场淫靡之气和腐败现象，弹助罢免了包括皇亲国威在内的5个贪赃枉法的昏官庸吏。在此期间，苏天爵还选拔任用了109名品学兼优的人，但并没有给自己的儿子和其他亲属谋取官职。苏天爵曾先后两次出任肃政廉访使，经过他的努力，安徽、山东一带社会稳定，“宪纲大振，一道肃然”。苏天爵因其为官清廉，秉公执法而被称为“包公第二”“元代青天”。

——摘编自杨慧玲《苏天爵：“元代包公”青史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