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表：古代部分王朝颁布的养老尊老诏令次数统计表

表 4 唐代各个皇帝领布养老诏令次数统计表

——据【宋】王钦若《册府元龟 ·帝王部 ·养老》

——据陈宝锋《唐代养老制度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材料所反映的社会现象进行合理解读。

材料

根据材料，找出至少两个中国古代福利体系发展的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一   汉代在实践的消灾措施方面，限于旱灾的自然难控性，不比水灾、蝗灾通过人为手段能够起到较大的控制作用，因此从官方到民间整个国家面对旱灾时的应对能力也相对薄弱。干旱现象被认为是“旱魃为虐”，西汉初中期时人们对旱魃充满了畏惧，民间的驱魅方式更偏向于侧重寓意与祈吉的仪式性。从西汉中后期到东汉，旱灾的发生次数越来越多，程度也愈演愈烈，世人对旱魑的情感也由敬畏沦为厌恶憎恨，驱越方式也在请神离开的仪式之外，还运用阴阳五行学说，以水克火，选择直接溺毙旱魃。

——摘编自李昊《两汉旱灾与旱魃神话初探》

材料二   “理”的概念和格物穷理的态度推动了宋人对自然的认识，时人已经以东南季风的影响来解释江淮地区的伏旱天气。北宋时的邢昺有言：“四事之害，旱暵为甚”，所以宋朝政府对降水极为重视，不仅规定州县必须按旬上奏当地的降水及农业生产情况，而且有太史局、翰林天文院负责气象预报。南宋时的秦九韶还首创雨量和雪量之观测技术和计算方法，为防洪抗旱提供了较为准确的技术支持。但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了解科学知识不过是为了使人事的解释趋于合理，自然规律无法真正内嵌，这就导致灾害无法真正摆脱其与人事的直接感应，民众也多以君主或地方长官的“不职”行为去解释水旱灾害的成因。

——摘编自陈渊《灾害的文化反应：宋代禳灾活动研究》

材料三   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一场大旱突降大地，甘肃地裂日燥，荒野遍布，陕西“绝粜罢市”，木皮石面皆食尽，人口十亡八九。明廷不思救济，加派不已，“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人民走投无路，“转向为盗”。明末农民大起义率先于此爆发，然后伴随着灾荒的蔓延而发展壮大于江河南北、长城内外。

——摘编自余同元《崇祯十七年》

材料四   天灾流行，何国蔑有。然事后而始图补救，何如事前而预切绸缪。今陈末议三条，请备详择。一曰开沟洫，平旷之区，可仿泰西风车之法。遇旱则掘深井，以风力汲水，灌溉田畴，工程既省，昼夜弗辍。次曰用水粪，余闻东洋农人暇时，均于村庄预备粪池。及农夫播种已毕，将水粪运往田间，潜滋土脉，此后天纵不雨，麦亦萌芽。次曰补种树，西人谓：成顷之田，四围须多种树。惟有树以吸水，则枝叶固茂，土脉愈润，虽值旱乾，犹不至于速槁。故古者井田之法，必于两旁种桑：一以养春蚕，一以卫五谷也。乃后人习而不察，罔知种树，徒事西畴。

——摘编自（清）郑观应《郑观应集·论治旱》

材料一   隋代义仓的本义系民间应对天灾人祸而互助自救的一种形式，后来，地方政府发现这是民间应对自然灾害而自发救世扶难的有效途径，对其给予充分肯定。长孙平在隋文帝的支持下，采取强有力措施，将民间自发兴起的义仓推广至全国。经过多年经营，隋代各地义仓无不充盈。这对于当时脆弱的自耕农经济和个体手工业生产应对自然灾害及社会动乱，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隋大业五年（609），全国有户8907536，人口达46019956。直到百余年后的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才达到这样的户口数据。

——摘编自魏明孔《从义仓设置看隋代制度创新》

材料二   西方社会较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保障措施始见于公元6世纪末的罗马城邦社会，城邦的市政当局用捐款和公款购买谷物，无偿地分发给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和阵亡将士的家属，用以减缓社会冲突……到中世纪，封建贵族和教区主教也主办一些慈善事业，为丧失劳动能力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以维持再生产的需要。这种保障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贵族的好恶和年成的好坏，无法律保护，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李传柱《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启示》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城邑的修建。从先秦文献与方志对照来看，至少可以找出春秋时代的35个国近600个城邑，其中晋、楚、鲁、郑、周的城邑都超过了50个，而实际数量绝不止于此。战国中期，出现了不少“千丈之城，万家之邑”，兼并战争中更是出现了秦攻魏“取城大小六十余”、燕伐齐“下齐七十余城”的现象。这一背景下，非血缘个体小家庭的邻里杂居取代父系大家庭的血缘族居，里成为城市居民管理组织的基层单位。《管子》记载：齐国都城内“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两人；三乡一帅”。各国还有设置专门的市场管理者，鲁国叫“鲁正”，齐国叫“齐掾”，楚国叫“市令”。

材料二   唐前期，政府非常重视城市的水灾、旱灾和火灾及战争危机的应对，将危机应对作为对官员考核的重要内容，并建立起一套针对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的多项应对机制。譬如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唐政府就建立了报灾、检灾、救灾和灾害减税制度。贞观初，各地“霜旱为灾，米榖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但由于唐太宗坚持以民为本，“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积极应对灾害，因而百姓虽“东西逐食”，但却很少嗟怨，无不自安，灾后恢复由于减免灾区赋税，外出逃亡之人“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梁克敏《唐代城市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