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周平王东迁前后开始，“中国”的周边地区，特别是在南方的“蛮夷”地带，随着生产手段的进步，农田不断被开发，农业生产不断发展，除了移居中原的，当地的人们也越来越愿意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出现主动向“华夏”靠近的趋势，结果使得蛮、夷、戎、狄地区自身也逐渐转化为“中国”。……转化的动力，都在于他们认同华夏文明是一种比他们自身原有文化更加卓越的文化形式。

——王珂《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

材料二   北朝的强盛来自体制的力量，而体制的进步活力，则可以最终归结为北方的独特历史道路……北方少数族的部族制度与华夏制度的剧烈碰撞，最终在北方地区激发出了新的变迁动力与演进契机，交替的“胡化”和“汉化”孕育出了强劲的官僚制化运动，它扭转了魏晋以来的帝国颓势，并构成了走出门阀士族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材料一

材料二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体制，也是秦始皇最具历史意义的创制。其起因当然与战国时代的纷争有关，为了避免再度出现这种状况，只有不再实行西周的封建制度。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封建制度本身的离心力，必然导致分裂割据的局面，不利于大一统国家的发展。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取代地方分权的封建体制，其历史意义无论如何评价，都不嫌过分。以后中华帝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封建体制的反动——逆潮流而动，但都没有好下场。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一   南朝宋人裴松之在评析诸葛亮的抱负时说：“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在此，“中华”是以北方中原地域为核心的国家内涵。裴松之生活于南北政权分裂的时期，其论述亦体现了东晋士人对“中华”一词的国家地域认识。“中华”一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典籍中开始出现并在此之后大量涌现，与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环境密不可分。从根本上说应是“胡人”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域的一个结果。

——摘编自张宏超、苍铭《“中华”一词的概念史研究》

材料二   “中华”一词出现于西晋末年并非偶然，它是原中原地区的朝臣、士人为将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与社会传统同胡族及其他文化相区分而产生的一个自我称谓。然而，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从东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分裂到南北重归于统一、“中华”涵义发生了根本变化。尤其在入唐以后，“中华”一词广为流行，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中国的名号。

——摘编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东晋南北朝至隋唐胡汉融合与“中华”词义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