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沿袭前朝体例的基础上,宋代史学又开创了新的体例。自上古到近古,编年体沦为了纪传体的“陪侍”,到了两宋,会通思潮成为史学的主流,成为时代的宠儿。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取纪传体之长补编年体之短,融合成新的体例,打破了纪传体的独尊地位,为后人所依照。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明通鉴》《续资治通鉴》等,这些都是比较有价值的编年体著作。在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不朽的史评。到了宋代,也有对当时的问题进行评论的,如吴缜先生的《新唐书纠熠谬》《五代史纂误》,其中列举的《新唐书》《五代史》的错误,大都言之有理,批评中肯。学者们对史书、历史问题也都纷纷推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其中欧阳修的《正统论》《本论》和朱熹的《朱子语类》都能从历史事实出发,阐释自己的观点。
——摘编自李晓佳《论宋代史学发展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