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79年，我国确立了环境保护费制度。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环保税法》，将排污收费制度改成了征收环保税。环保税的征收主体为税务主管部门，环境保护部门由当初主导征税变为协助征税的角色。过去的排污费制度仅仅规定了一档费收减免档次。但现实情况复杂多样，一个减免档次过于笼统，使得减免不能分层次进行。环保税对企业减排增加了减免档次。《环保税法》在税额上并未作硬性规定，仅仅规定了征税的上限和下限，让政府根据当地情况决定如何适用税率。排污费征收后实行的是分配制度，按照中央和地方1∶9进行分配，环保“费改税”后，中央不再进行税收分成。

——摘编自苗博然《一字之差的高度——环保“费改税”的变化分析》

材料二   环境税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等特点。对于排污的企业和个人来讲，违反税法，将受到比污染收费更加严格的法律制裁。同时环保税，也将政府征税的权力关进了法律的笼子里。环境税把企业污染生态环境的社会成本转换成其自身的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成本高过收益，企业就会破产。通过税收方式真正将环境成本计入生产成本，倒逼产业结构升级。收税制度使企业增加对环保技术的需求，这对环保技术发展有促进作用，带动了绿色经济。我国治理污染的任务十分艰巨，需要大量的资金。然而由于受到我国财力的制约，我们用于环保事业的资金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资金缺口非常大。环境税作为一种征收面广、强制程度高、刚性强的税种，无疑能够筹集到稳定、充足的环保资金，能很好地缓解我国环保资金奇缺的现状和困境。

——摘编自李霁友《环保费改税对我国生态环境及经济发展的影响》

材料：20世纪80年代，为造应军队工作重点转移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人民解放军进行三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全军总员额由603万压缩到305万，大军区由11个调整合并为7个。20世纪90年代根据国际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军事战略方针的基点定位于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军队体制结构进行优化，专业技术兵种部队比例有所上升，全军总员额减少到250万人。进入21世纪，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央军委提出完成我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全军总员额进一步下降为200万人，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优化规模结构等方面改革取得重要成果。

——摘编自丁伟魏旭王巧伟《新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历程与启示》

材料：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人民解放军长期处于临战状态。近30年来军队的主战武器、训练方式没有大的变化。1977年中央军委决定，统一全军上下的思想，明确教育训练的地位，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应该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全军在裁减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对编制体制进行重大调整。为适应多兵种合成训练需要，1989年全军颁发新军事训练大纲，首次对训练内容、训练方法步骤进行统一和规范，建立了现代条件下单兵、分队、合同战术和战役四个层次有机衔接的训练体系，实现了我军由注重单一兵种训练向注重多兵种合成训练转变。为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需要，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专家教授深入部队演兵场开展全军高科技知识教育和军事理论创新。2006年，全军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应自觉地主动地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全军和武警部队在着力提高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这一核心能力的同时，加强反恐、维稳、处突、抢险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训练。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明显增强。

——摘编自《解放军报》2008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