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末丧乱，魏武始基，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

——马端临《文献通考》等

材料二  北宋富弼言：“求人之本，唯科场最大。”“国家沿隋唐设进士科，自咸平、景德以来，为法尤密，逾于前代。”南宋朱熹言：“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

元仁宗曰：“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元宰相奏言：“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以‘四书’‘五经’，以程学、朱晦庵注释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学。”元欧阳玄云：“贡举法行，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职官），于是天下学术凌然一趋于正。”

——赵汝愚《宋名臣奏议》等

材料一：秦汉统一国家形成后，中央设有御史大夫主管监察，下设御史中丞及各类御史专掌监察。在地方上，由秦以来的御史监郡制，逐渐过渡到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巡视监察。东汉，御史大夫不再是监察官，御史中丞掌管的御史台成为专门监察机构。从御史大夫到御史台，从御史监郡到刺史巡视，这是秦汉监察制度在向组织独立化、机构化演变。特别是西汉开始，地方监察与行政不再合署办公，是监察脱离行政干预的标志。但是，这时的监察组织仍有很强的依附性，职能交叉明显。例如，西汉御史大夫府与丞相府在职能上还有重叠，东汉御史台隶属于少府，少府属于皇帝的私人机构，其依附性又十分明显。

——摘编自卜宪群著《谈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材料二：唐朝建立了稳定的一台三院制的监察体制。御史台下分设台院、殿院、察院，统辖诸御史，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台院，设侍御史，主要职掌纠弹中央百官，参加大理寺审判和推鞠由皇帝制敕交付的案件。殿院，设殿中侍御史，职掌朝会时百官仪态行止、言行队列，以维护朝仪的秩序和尊严，并负责推按狱讼，监察和巡视京城内外及驻屯京师的诸卫和禁军。察院，设监察御史。武德初年，负责巡按地方，纠视刑狱，并监察百官和在京的所有中央机关的工作和簿案。

——摘编自李青《中国古代监察机构的演变及其改革的经验教训》

材料：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七月，司马光知谏院“以言事为职”，开始了他为时五年的谏官生涯。改革科举考试是司马光进谏的重要方面，是其吏治思想的具体体现。宋承唐制，先考辞赋，后考其他。司马光在《论举选状》中明确提出，科举选人应“以德行为先”，其次是经术，再次是政事（政治见解），最后才是艺能（辞赋）。“明经”一科向来考五经、九经的背诵能力，所以一些擅长背书的人往往高中，有治国安邦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反而会落选。司马光主张多出一些分析性的考题，把“明经”一科从死记硬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当时的考官出题不求实际、只求奇巧，“或离合句读，故相迷误；或取卷末经注字数，以为问目”，使得百分之八九十的应试举人交白卷，偏离了科举取士的本意，而起了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的反作用。司马光对这一现象给予了抨击，明确提出应重选命题官，用“通经术、晓大义”的人来命题。

——摘编自宋衍申《司马光知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