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黎池《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上表中任选一个阶段，提炼一个主题并加以阐述。（要求：主题明确，论证合理，条理清晰）

把我国各民族维系于一个统一的大家庭中而世代传承，是有着无数条纽带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着无数的纽带，如“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是先天条件”“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格局是政治纽带”“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精神纽带”“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是经济纽带”“救亡图存的共同历史是命运纽带”。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由“多元”凝聚为“一体”，是源于各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情感上的相互亲近，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科学认知。

——摘编自赵刚：《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百年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

从材料中任意选取一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纽带，并运用中国史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观点明确且能解读所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纽带内涵，史论结合，逻辑清晰，结论须体现时代价值）

——摘编自王颖《酷吏与汉代政治》

评析西汉时期的酷吏现象。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渊源。原始社会晚期即有监督和谏议活动。秦设御史大夫一职，监察丞相与百官。汉代中央设相对独立的监察机构御史台和司隶校尉，地方设置刺史、郡守等官职。还颁布了专门的监察法规《监御史九条》和《刺史六条》，明确规定了监御史和刺史的职责。唐代监察机关已成为独立的系统。监察法涵盖范围广内容多，在行政、司法、经济等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重耳目之寄，严纪纲之任”是明清主要的监察思想，监察官充分发挥“天子耳目之司”的作用，为中央的决策提供依据。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对监察官的个人素质十分重视，监察官必须“先正其身，始可行事。当须举直措枉，不避亲仇。纠匿绳违，务从公正”。

——摘编自魏然《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建立及其历史借鉴》

材料二   1931年5月，中国共产党率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立工农监察委员会和工农监察院。其职责是“专一来和一切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腐化倾向作斗争的……公布给工农大众知道，同时拟定惩戒办法，交政府采取执行。”同年7月，颁布了《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条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形成了以工农检察委员会为主，同时又包括控告局、突击队、工农通讯员等在内的监察体系，建立起具有苏区革命实践特色的行政监察制度。

——摘编自舒绍福、李婷《从党内监察到国家监察：建党以来监察制度变迁》

材料一   汉武帝为了使国家金融要脉由中央政府控制，将郡国铸币改为中央政府铸币，发行五铢钱，并将五铢钱作为全国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实现了货币的统一；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设官，实行统一销售和生产，增加了国家收入；在各郡国设立均输官，主要负责运输贡纳物品；推行平准制度，平抑市场物价……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影响农业经济的稳定，带来较多的社会问题，如小农背本（更换职业）、豪强商贾崛起和土地兼并等；各诸侯国势力的不断增强，引发了反叛中央的战乱；匈奴对中原的不断侵袭致使汉武帝必须动用武力击退匈奴，而战争产生了较多的军事费用；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严重影响到社会安定，汉武帝必须不惜一切财力救灾治险。

——摘编自张伟《汉武帝实施新经济政策因素分析》

材料二   北宋统一中原后，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交通运输工具和条件改善的基础上，商品经济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农村地区草市的勃兴，地区间贩运贸易的活跃，海外贸易的兴盛以及货币关系的空前发展，使宋代成为继秦汉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开始过分追求精神方面的享受，从而导致社会风气出现变化，人们不论家庭条件好坏，均追求奢侈、铺张的生活，极尽享乐之能事。

——摘编自王丽丽《宋代社会的奢靡之风》

材料一   文景时期最大的货币供应商是东部的吴王刘濞和西部的邓通。汉武帝宣布凡是私自盗铸金钱者，一律死罪。前118年，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五铢钱”。自此五铢钱成为质量稳定的钱币，一直流通七百余年。前98年……官府向酒坊支付加工费用后直接掌控，统一销售。自此，民间不得私自酿造酒。铸铁柔化处理技术和炼钢技术，在官营冶铁后却得到了迅速推广，工艺也更为成熟。《汉书》记载，匈奴与汉军作战，需要用五个人才能抵挡一名汉军士兵，主要的原因正是匈奴在铁制兵器上的技术落后。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无往不利，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摘编自魏艾《国有专营制度：汉武帝文治武功的经济保障》

材料二   唐初租庸调制在北魏均田令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优点在于，将财政征收落实在有承担能力的“丁”基础上，男子不服徭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役，保证农民有充分的生产时间，政府的赋税收入也有了保障：但缺点在于“丁”承担财政征收的能力依赖于均田制所授予的田地。在均田制崩坏、庄园制盛行以及租佃、雇佣关系普遍化的情形下，能够承担财政义务的基础只能着落在土地和家庭资产上。地税和户税因此得以进一步发展，并在两税法改革中得到全面推广。

——摘编自刘守刚《财政中国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