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格物致知            ②存天理，灭人欲   ③道法自然            ④三教并行

材料一 纵观唐代儒学，曾出现过两次复兴高潮。第一次是在唐初贞观年间。当时唐政权建立不久，隋弊未除．唐太宗听取魏征建议，推行重儒的政策，反对霸道实行王道，于是儒风大行。第二次是在唐中期贞元、元和年间。自安史之乱以后，由于藩镇割据，财赋不输中央，造成政府财政拮据。又因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大量逃亡，而寺院经济却得到了恶性发展，导致了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深，加之边疆多事，朝廷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因而急需整顿颓坏的封建统治秩序，强化社会纲纪，进而加强中央集权政治。这就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有力的思想武器……韩愈提出以儒家的“道统”对抗佛家的“法统”，开启了“道学”的先河；柳宗元等人则提出“统合释儒”，其目的是取佛教之长，补儒学之短，用以改造、丰富、振兴儒学。

——摘编自杨荫楼《试论唐代儒学的复兴》

材料二 程朱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表态，是继魏晋把儒学改造为玄学之后，对儒学的佛（佛教）老（道教）化改造，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是一种以儒学为主干，兼收佛教与道教，对三教融会贯通之后建立起来的伦理性的本体论。其具有不同于以前的新的思想内涵，是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它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主观意志，注重气节道德，发愤图强等性格。同时应该看到程朱理学中的消极因素，即理学家重建礼制的努力也是对人性的泯灭。

——摘编自宋钦顺《浅谈宋明理学对儒学的继承发展和影响》

材料一：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問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材料一   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汉书·古今人表》中的部分人物及相应等级

材料二   某老师根据儒家思想发展的历程，绘制了下图（图）：